自己的名字能跟“事件”联在一起，这是我无论如何都无法想象的。但是，这事就是发生了。2007年，我的确成了一场网络事件的主角。

    凡是事件，都有前因后果。对我来说，当初之所以在网上发作，其实是一个很长的积蓄过程的必然结果。现在，很多人认为我已经是公共知识分子了。但是，进入学界之后，我的目标却一直是做一个纯学者。最好的状态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线装书。因此，在大学里教书多年，我所做的事情，除了上课，就是读书，偶尔写一点学术文章。后来，有人因为我在《读书》杂志上写的文章，约我写些历史文化随笔，我只当它是学术之余的闲笔，可以骗点零花钱，偶一为之，也无所谓，也就答应了。把我逼出象牙塔的，是大学每况愈下的现状。身在大学，眼见得官僚化、行政化一天天猖獗，认真读书做学问的人，日益边缘化，学术一边是权力的婢女，一边是学官的政绩花瓶。稍有人心者，没法不愤怒。而我，恰恰是一个涵养不够，压不住火的人，所以，我的笔，不知不觉地就写开评论了，最早在中国新闻周刊开专栏，写评论，主要冲的是大学的弊端，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今天，我的评论文字已经相当多了，但差不多一半左右，还是冲着大学或者教育去的。

    张鸣事件，从表面上看，是我和我们学院的院长李景治先生的过节。其实，李景治卷入其中，仅仅是因为他不幸是我的顶头上司。而且像许多院长一样，自觉地履行官僚化的使命。他不比别人更坏，只是众多学术官僚中的一个。他做的事，别人也会做，而且每天都在做。没错，正如李景治先生过后所说的那样，我跟他没有私怨，只是工作冲突。只是，这种工作冲突，背后是理念的分歧。

    李景治成为我的顶头上司，是进入21世纪以后的事。2003年，人民大学学科调整。我所在的中共党史系作为实体单位取消，降级并入马列学院，而原党史系政治学类的两个教研室（占党史系一半）并入国际关系学院。我所在的党史系政治学教研室，跟国际关系学院的政治学系（也相当于教研室）合并。我当初之所以选择做大学老师，在很大程度是因为这个职业，相对比较自由。80年代到90年代初的那段时间，学校的氛围相当宽松，没有后来的量化管理，也没有什么课题的压力。学校的官员，也不怎么管老师。我所在的党史系，尤其如此，基本上只要课上下来了，你喜欢做什么，研究什么东西，是你自己的事。你可以说那个时候，由于国门甫开，整体学术水平比较低，但你不能否认那时候比较自由。即使在90年代后半，大学的强化管理开始实行的时候，我们这个系依然具有相当的自由。虽然作为一个系，不那么太学术。然而，作为我们学校强化管理，理顺体制的一部分，作为一个系级建制的党史系消失，我们进了陌生的国际关系学院。

    两拨原来互不相识的人，合到一起，合成一个政治学系，双方边磨合边做事，做了很多事。比如探索新的研究生培养模式，编写研究生阅读材料，每年召开开政治学的国际会议，成立博士生培养导师组等等。学院的领导都很奇怪，我怎么会跟原来国关的教授，张小劲、景跃进、王乐理，甚至杨光斌，关系处理的那么好。尤其是张小劲，当时他不仅是我们系的人，还是学院的副院长，他一心想把人大的政治学搞上去，跟北大一比高低，很多事，都是他推我做的。那时我们做的很好，有目共睹，连李景治也承认，学院的各个系所，我们做的最好。那时的李景治，虽然对我们做的事不支持，一分钱不给，连句好话都没有，但至少还没有从旁掣肘。此时的他，我除了隐约感觉到有点小心眼，好摆官架子之外，大体还过得去。

     当然，虽然面上还过得去，但彼此对学术，对教学活动的分歧，还是逐渐加深着彼此的隔阂。我看不上他处处端着，官架子很大的工作做派，一开会就一言堂。口中不说，估计不经意间也会有所流露，而他则似乎越来越对我的不听话，感觉不耐。他希望政治学系的人，像国政专业的大腕一样，上央视露脸。我认为上不上电视，是个人行为，与学术无关。他希望政治学系做跟意识形态有关的研究，我认为那是马列学院的事情，一个大学不应该有两个马列学院。这些分歧，在一次会上，变成了公开的冲突。吵完之后，我只当是工作纷争，没当回事，过后就忘了。但是我不知道，此举已经触犯了领导的最大禁忌。因为做院长多年，还从来没有人像我这样顶撞过他。而且，21世纪的院长，已经今非昔比，资源雄厚，权力膨胀。此时当众顶撞，非同小可。用别人的话说，我已经得罪了领导，结下梁子了。可笑的是，我还不在意。此后，我和政治学系的遭遇，在国际关系学院，就更惨了。不仅大笔的211和985的经费，我们分不到一分钱。连我们拉来的项目，拉来的资金，办政治学统计方法训练班。也莫名其妙地被人举报，遭到有关部门的调查。虽然什么也查出来，但把事情弄黄了。

    至于07年评职称的冲突，只是这一系列事件中的一个。只是此事他更霸道，而我的反应也更强烈。那次职称评定，先是违规把一个学院的两个名额，分成国政和政治学两块，各评各的，然后又宣称，政治学这个名额，只能给科社的人。当时萧延中先生已经年逾50，学术成果和学术声望，即使在座的评委，也没有几个能够赶得上。可是，李景治非要让他给科社的人让位。虽然我对那位他属意的候选人并无意见，但如果非要在萧延中和他之间选择的话，显然，无论按什么标准，都理所当然地应该让萧延中先评。我实在想不出为什么李景治先生会这样做，如此公然地行使自己的行政霸权。唯一的理由是，萧延中是政治学系的人，而且跟我走的比较近。而他，已经如此这般惯了，官大说了算，是许多学校评职称的惯例。

    其实，当时虽然我很愤怒，但并没像他后来在公开信上说的那样，像个绑票的土匪，不等他说完就大喊大叫，威胁评委。我是等他讲完，轮到评委发言的时候才发言的。仅仅在他两次想打断我的时候，我阻止了他。我发言之后，评委投票，居然按照我的意思，第一轮就把萧延中选中了，其他人一概没有过半数。当时的评委，都是他挑选的，如果大家都因为受到胁迫才投的票，那么我的手上应该有支手枪才是。事后，他应该打110的。

了无可了的“张鸣事件” 张鸣 自己的名字能跟“事件”联在一起，这是我无论如何都无法想象的。但是，这事就是发生了。2007年，我的确成了一场网络事件的主角。 凡是事件，都有前因后果。对我来说，当初之所以在网上发作，其实是一个很长的积蓄过程的必然结果。现在，很多人认为我已经是公共知识分子了。但是，进入学界之后，我的目标却一直是做一个纯学者。最好的状态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线装书。因此，在大学里教书多年，我所做的事情，除了上课，就是读书，偶尔写一点学术文章。后来，有人因为我在《读书》杂志上写的文章，约我写些历史文化随笔，我只当它是学术之余的闲笔，可以骗点零花钱，偶一为之，也无所谓，也就答应了。把我逼出象牙塔的，是大学每况愈下的现状。身在大学，眼见得官僚化、行政化一天天猖獗，认真读书做学问的人，日益边缘化，学术一边是权力的婢女，一边是学官的政绩花瓶。稍有人心者，没法不愤怒。而我，恰恰是一个涵养不够，压不住火的人，所以，我的笔，不知不觉地就写开评论了，最早在中国新闻周刊开专栏，写评论，主要冲的是大学的弊端，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今天，我的评论文字已经相当多了，但差不多一半左右，还是冲着大学或者教育去的。 张鸣事件，从表面上看，是我和我们学院的院长李景治先生的过节。其实，李景治卷入其中，仅仅是因为他不幸是我的顶头上司。而且像许多院长一样，自觉地履行官僚化的使命。他不比别人更坏，只是众多学术官僚中的一个。他做的事，别人也会做，而且每天都在做。没错，正如李景治先生过后所说的那样，我跟他没有私怨，只是工作冲突。只是，这种工作冲突，背后是理念的分歧。 李景治成为我的顶头上司，是进入21世纪以后的事。2003年，人民大学学科调整。我所在的中共党史系作为实体单位取消，降级并入马列学院，而原党史系政治学类的两个教研室（占党史系一半）并入国际关系学院。我所在的党史系政治学教研室，跟国际关系学院的政治学系（也相当于教研室）合并。我当初之所以选择做大学老师，在很大程度是因为这个职业，相对比较自由。80年代到90年代初的那段时间，学校的氛围相当宽松，没有后来的量化管理，也没有什么课题的压力。学校的官员，也不怎么管老师。我所在的党史系，尤其如此，基本上只要课上下来了，你喜欢做什么，研究什么东西，是你自己的事。你可以说那个时候，由于国门甫开，整体学术水平比较低，但你不能否认那时候比较自由。即使在90年代后半，大学的强化管理开始实行的时候，我们这个系依然具有相当的自由。虽然作为一个系，不那么太学术。然而，作为我们学校强化管理，理顺体制的一部分，作为一个系级建制的党史系消失，我们进了陌生的国际关系学院。 两拨原来互不相识的人，合到一起，合成一个政治学系，双方边磨合边做事，做了很多事。比如探索新的研究生培养模式，编写研究生阅读材料，每年召开开政治学的国际会议，成立博士生培养导师组等等。学院的领导都很奇怪，我怎么会跟原来国关的教授，张小劲、景跃进、王乐理，甚至杨光斌，关系处理的那么好。尤其是张小劲，当时他不仅是我们系的人，还是学院的副院长，他一心想把人大的政治学搞上去，跟北大一比高低，很多事，都是他推我做的。那时我们做的很好，有目共睹，连李景治也承认，学院的各个系所，我们做的最好。那时的李景治，虽然对我们做的事不支持，一分钱不给，连句好话都没有，但至少还没有从旁掣肘。此时的他，我除了隐约感觉到有点小心眼，好摆官架子之外，大体还过得去。 当然，虽然面上还过得去，但彼此对学术，对教学活动的分歧，还是逐渐加深着彼此的隔阂。我看不上他处处端着，官架子很大的工作做派，一开会就一言堂。口中不说，估计不经意间也会有所流露，而他则似乎越来越对我的不听话，感觉不耐。他希望政治学系的人，像国政专业的大腕一样，上央视露脸。我认为上不上电视，是个人行为，与学术无关。他希望政治学系做跟意识形态有关的研究，我认为那是马列学院的事情，一个大学不应该有两个马列学院。这些分歧，在一次会上，变成了公开的冲突。吵完之后，我只当是工作纷争，没当回事，过后就忘了。但是我不知道，此举已经触犯了领导的最大禁忌。因为做院长多年，还从来没有人像我这样顶撞过他。而且，21世纪的院长，已经今非昔比，资源雄厚，权力膨胀。此时当众顶撞，非同小可。用别人的话说，我已经得罪了领导，结下梁子了。可笑的是，我还不在意。此后，我和政治学系的遭遇，在国际关系学院，就更惨了。不仅大笔的211和985的经费，我们分不到一分钱。连我们拉来的项目，拉来的资金，办政治学统计方法训练班。也莫名其妙地被人举报，遭到有关部门的调查。虽然什么也查出来，但把事情弄黄了。 至于07年评职称的冲突，只是这一系列事件中的一个。只是此事他更霸道，而我的反应也更强烈。那次

   不过，评职称之后，他跟我的关系就彻底毁了，他已经完全不能容忍我跟他共处一个单位。于是，他就开始了一系列驱逐我的运作。连续找政治学系的骨干教授开会，商量如何把我赶出去，连我走之后课程怎样替代，都考虑到了。找年轻教师开会，要求他们认清形势，不要跟着个别人走。甚至直接拍钱，用给课题启动费的形式拉人。可惜，这些事，我当时就都知道了。于是，我打算应付。虽然我很不乐意给领导写信反映情况，但觉得还是先走组织程序，结果我给学校领导写了一封信。没有下文，我接着又写了一封。这回，学校的常务副校长见了我。说是准备解决我反映的问题。但是此时我已经不大相信校方了，于是我要求约定时间，如果时间到了，学校还没动静，我就按我的方式来解决。副校长问我，什么叫我的方式？我说上网。看得出，他很不以为然。于是我补充了一句：你们别掉以轻心，如果我上网说这件事，事就小不了。

    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时间到了，学校没动静。我在我的博客上，把事情指名道姓地公开了。现在回头看，我当时的公开事情的本意，最主要的，已经不是我和他之间的恩怨，为了给我自己出口气。主要是想通过这一案例，向全国展示一下目前高校官僚化和行政化的局面，已经到了什么地步。这个案例不特别恶劣，李景治也不是特别的坏，像这样的事情，在全国高校，有许许多多。这是一个普通的案例，因此特别有典型性和代表性。通过这个案例，开展一场公共讨论，让人们重视这个问题。

    说起来，我得感谢李景治先生，如果不是他及时的回应，这场讨论根本热闹不起来。很遗憾在他发了第四封公开信之后，学校当局下令阻止了他，连前四封信也撤掉。当时，有人传说他对 情有独钟，可能发九封信的。当然，如果不是学院某些人跟记者说，学校要解聘我，事件也不那么容易会升级——上了外国媒体。也得感谢人大的一些老师和学生，尽管学校方面下了不许支持我的禁令，但仍然有很多人明里暗里声援我。还得感谢新华社北京和上海分设的记者，素不相识的他们，居然两次发内参，反映此事。当然，更应该感谢众多的网民，以及众多的网络写手和学者，像南京大学的高华、华东师大的陈映芳、刘擎、清华大学的秦晖、郭于华等人，都专门写了文章，参加讨论。如果不是重庆钉子户事件转移了视线，那么这场讨论估计会更深入。

了无可了的“张鸣事件” 张鸣 自己的名字能跟“事件”联在一起，这是我无论如何都无法想象的。但是，这事就是发生了。2007年，我的确成了一场网络事件的主角。 凡是事件，都有前因后果。对我来说，当初之所以在网上发作，其实是一个很长的积蓄过程的必然结果。现在，很多人认为我已经是公共知识分子了。但是，进入学界之后，我的目标却一直是做一个纯学者。最好的状态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线装书。因此，在大学里教书多年，我所做的事情，除了上课，就是读书，偶尔写一点学术文章。后来，有人因为我在《读书》杂志上写的文章，约我写些历史文化随笔，我只当它是学术之余的闲笔，可以骗点零花钱，偶一为之，也无所谓，也就答应了。把我逼出象牙塔的，是大学每况愈下的现状。身在大学，眼见得官僚化、行政化一天天猖獗，认真读书做学问的人，日益边缘化，学术一边是权力的婢女，一边是学官的政绩花瓶。稍有人心者，没法不愤怒。而我，恰恰是一个涵养不够，压不住火的人，所以，我的笔，不知不觉地就写开评论了，最早在中国新闻周刊开专栏，写评论，主要冲的是大学的弊端，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今天，我的评论文字已经相当多了，但差不多一半左右，还是冲着大学或者教育去的。 张鸣事件，从表面上看，是我和我们学院的院长李景治先生的过节。其实，李景治卷入其中，仅仅是因为他不幸是我的顶头上司。而且像许多院长一样，自觉地履行官僚化的使命。他不比别人更坏，只是众多学术官僚中的一个。他做的事，别人也会做，而且每天都在做。没错，正如李景治先生过后所说的那样，我跟他没有私怨，只是工作冲突。只是，这种工作冲突，背后是理念的分歧。 李景治成为我的顶头上司，是进入21世纪以后的事。2003年，人民大学学科调整。我所在的中共党史系作为实体单位取消，降级并入马列学院，而原党史系政治学类的两个教研室（占党史系一半）并入国际关系学院。我所在的党史系政治学教研室，跟国际关系学院的政治学系（也相当于教研室）合并。我当初之所以选择做大学老师，在很大程度是因为这个职业，相对比较自由。80年代到90年代初的那段时间，学校的氛围相当宽松，没有后来的量化管理，也没有什么课题的压力。学校的官员，也不怎么管老师。我所在的党史系，尤其如此，基本上只要课上下来了，你喜欢做什么，研究什么东西，是你自己的事。你可以说那个时候，由于国门甫开，整体学术水平比较低，但你不能否认那时候比较自由。即使在90年代后半，大学的强化管理开始实行的时候，我们这个系依然具有相当的自由。虽然作为一个系，不那么太学术。然而，作为我们学校强化管理，理顺体制的一部分，作为一个系级建制的党史系消失，我们进了陌生的国际关系学院。 两拨原来互不相识的人，合到一起，合成一个政治学系，双方边磨合边做事，做了很多事。比如探索新的研究生培养模式，编写研究生阅读材料，每年召开开政治学的国际会议，成立博士生培养导师组等等。学院的领导都很奇怪，我怎么会跟原来国关的教授，张小劲、景跃进、王乐理，甚至杨光斌，关系处理的那么好。尤其是张小劲，当时他不仅是我们系的人，还是学院的副院长，他一心想把人大的政治学搞上去，跟北大一比高低，很多事，都是他推我做的。那时我们做的很好，有目共睹，连李景治也承认，学院的各个系所，我们做的最好。那时的李景治，虽然对我们做的事不支持，一分钱不给，连句好话都没有，但至少还没有从旁掣肘。此时的他，我除了隐约感觉到有点小心眼，好摆官架子之外，大体还过得去。 当然，虽然面上还过得去，但彼此对学术，对教学活动的分歧，还是逐渐加深着彼此的隔阂。我看不上他处处端着，官架子很大的工作做派，一开会就一言堂。口中不说，估计不经意间也会有所流露，而他则似乎越来越对我的不听话，感觉不耐。他希望政治学系的人，像国政专业的大腕一样，上央视露脸。我认为上不上电视，是个人行为，与学术无关。他希望政治学系做跟意识形态有关的研究，我认为那是马列学院的事情，一个大学不应该有两个马列学院。这些分歧，在一次会上，变成了公开的冲突。吵完之后，我只当是工作纷争，没当回事，过后就忘了。但是我不知道，此举已经触犯了领导的最大禁忌。因为做院长多年，还从来没有人像我这样顶撞过他。而且，21世纪的院长，已经今非昔比，资源雄厚，权力膨胀。此时当众顶撞，非同小可。用别人的话说，我已经得罪了领导，结下梁子了。可笑的是，我还不在意。此后，我和政治学系的遭遇，在国际关系学院，就更惨了。不仅大笔的211和985的经费，我们分不到一分钱。连我们拉来的项目，拉来的资金，办政治学统计方法训练班。也莫名其妙地被人举报，遭到有关部门的调查。虽然什么也查出来，但把事情弄黄了。 至于07年评职称的冲突，只是这一系列事件中的一个。只是此事他更霸道，而我的反应也更强烈。那次

    事情过后，李景治先生因年龄的原因，体面地离开的院长位置。但在体制内的地位依然我故。而我，虽然没有被学校除名解聘，但事实上已经从体制内出局。作为一个公然破坏潜规则的人，任何学校都不敢要我。这对我而言，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回过头来看，这个事件的发生，的确有我个人的因素。如果换一个人，脾气温和一点，多少对我的顶头上司表示一点他所谓的“敬畏之心”，那么，事情是不是不会到这个地步？我估计不会的。可惜，我做不到。在我看来，大学里的教授，缺乏独立人格，奴性已成，恰是官僚化的土壤。退一步说，如果当初我们做的不那么猛，收敛一点，多把功劳推给领导，也许也不会到这个地步。作为一个历史的研究者，当时其实我有感觉，我曾经不止一次地跟张小劲谈过，也许，我们这样做，得到的只是嫉恨，最终什么都没有。

    这个事件的过程及其结果，充分说明了现在的大学，其实没有人在意学术，没有人在意事业。高高在上者，在意的只是他们的权势，他们的权威。在他们的权威面前，没有学术，没有是非，没有大局。所谓的学术，只是领导人权杖上的点缀，完全可以用数量来体现。事件过后，因我的出格闹事而暗受牵连的几位教授，相继离开了国际关系学院，离开了人大。原来在外界还有点名气的人大政治学四架马车，张小劲、景跃进、萧延中和我，现在我被冷冻，其他人都不在了。我们花了很大心血搞的学术活动机制，比如双周沙龙，培养机制，比如导师组，博士生论文讨论会，统统被废止。人大政治学算什么呢？只要领导高兴，一切都砸了，又算得了什么？如果不是今天的网络时代，处理我这样的人有舆论上的困难，也许有一百个我，早就下地狱了。

    所以，尽管我把事情闹大了，讨论也进行了。但大学官僚一统天下，却不会因此而动摇半分。事情当口，一位人大的知名教授跟我说，一个人挑战一个体制，是没有用的。不仅一个人挑战没有用，众多的网民和学者，媒体人一起来挑战，似乎也都没有用。人家会用官僚的方式对付你们，因为体制在他们一边。比我还早跳出来的前清华大学教授陈丹青后来跟我讲，没用的，现在的大学是政治，是权力。

如双周沙龙，培养机制，比如导师组，博士生论文讨论会，统统被废止。人大政治学算什么呢？只要领导高兴，一切都砸了，又算得了什么？如果不是今天的网络时代，处理我这样的人有舆论上的困难，也许有一百个我，早就下地狱了。 所以，尽管我把事情闹大了，讨论也进行了。但大学官僚一统天下，却不会因此而动摇半分。事情当口，一位人大的知名教授跟我说，一个人挑战一个体制，是没有用的。不仅一个人挑战没有用，众多的网民和学者，媒体人一起来挑战，似乎也都没有用。人家会用官僚的方式对付你们，因为体制在他们一边。比我还早跳出来的前清华大学教授陈丹青后来跟我讲，没用的，现在的大学是政治，是权力。 在强权之下，学术只是权力的婢女。一个院长，学术权力如此之大，既可以掌握学术资源的分配，也可以决定教师职称的上下，某些重点大学的院长，还可以掌握大多数学术评审的权力，能否拿到国家或者教育部的课题，能否评上各种级别的奖项，一般院校能否上博士点，一级学科，重点学科，重点学科研究基地，都掌握在他们手上。严格说，是掌握在组织评审的教育行政部门和这些各校的学官手上。他们根据需要，决定所有资源的分配。能有这样大的权力，不是因为他们学问大，学术上是权威，往往仅仅是因为他们是院长、校长，因为他们是教育行政部门的官员。官大学问就大，学问大，就可以掌控一切。体制内的学术评价，也就是说任何人学术的好坏优劣，他们一言九鼎。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学官有的就利用手中的权力，把学校变成了自己说一不二的领地。在这样的领地之内，很多教授奴性之强，已经到了让人看不下去的地步。在我跟院长闹翻的时候，只要院长在场，几乎没人敢主动跟我说话。在很大程度上，现在层出不穷的学术不轨事件，一方面是量化指标逼的，但也跟学者的寡廉鲜耻有关。显然，一个事实上成为以奴才的人，无论他的头衔是什么，都不会有廉耻。 现在的大学，比起80年代来，已经大大退步了，而且下滑得相当快。漫说学术自由，大学自治和教授治校这样一些世界高等教育的共识，在我们这里无法实现。就是回到80年代，都不可能。所有的学校，从小学到大学，都牢牢地被捆绑在教育行政部门的战车上，动弹不得。所有的问题，究其根源，其实只有一个，就是教育的行政化和官僚化。 记得某地著名弥勒佛旁，有副对子，其中一联是：世上事，本了无可了，何妨不了了之。张鸣事件了无可了，但我却未必能不了了之。只要活着，我还是会继续抨击现在的大学，现在的教育体制，给大人先生们捣捣乱。

    在强权之下，学术只是权力的婢女。一个院长，学术权力如此之大，既可以掌握学术资源的分配，也可以决定教师职称的上下，某些重点大学的院长，还可以掌握大多数学术评审的权力，能否拿到国家或者教育部的课题，能否评上各种级别的奖项，一般院校能否上博士点，一级学科，重点学科，重点学科研究基地，都掌握在他们手上。严格说，是掌握在组织评审的教育行政部门和这些各校的学官手上。他们根据需要，决定所有资源的分配。能有这样大的权力，不是因为他们学问大，学术上是权威，往往仅仅是因为他们是院长、校长，因为他们是教育行政部门的官员。官大学问就大，学问大，就可以掌控一切。体制内的学术评价，也就是说任何人学术的好坏优劣，他们一言九鼎。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学官有的就利用手中的权力，把学校变成了自己说一不二的领地。在这样的领地之内，很多教授奴性之强，已经到了让人看不下去的地步。在我跟院长闹翻的时候，只要院长在场，几乎没人敢主动跟我说话。在很大程度上，现在层出不穷的学术不轨事件，一方面是量化指标逼的，但也跟学者的寡廉鲜耻有关。显然，一个事实上成为以奴才的人，无论他的头衔是什么，都不会有廉耻。

    现在的大学，比起80年代来，已经大大退步了，而且下滑得相当快。漫说学术自由，大学自治和教授治校这样一些世界高等教育的共识，在我们这里无法实现。就是回到80年代，都不可能。所有的学校，从小学到大学，都牢牢地被捆绑在教育行政部门的战车上，动弹不得。所有的问题，究其根源，其实只有一个，就是教育的行政化和官僚化。

    记得某地著名弥勒佛旁，有副对子，其中一联是：世上事，本了无可了，何妨不了了之。张鸣事件了无可了，但我却未必能不了了之。只要活着，我还是会继续抨击现在的大学，现在的教育体制，给大人先生们捣捣乱。

了无可了的“张鸣事件” 张鸣 自己的名字能跟“事件”联在一起，这是我无论如何都无法想象的。但是，这事就是发生了。2007年，我的确成了一场网络事件的主角。 凡是事件，都有前因后果。对我来说，当初之所以在网上发作，其实是一个很长的积蓄过程的必然结果。现在，很多人认为我已经是公共知识分子了。但是，进入学界之后，我的目标却一直是做一个纯学者。最好的状态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线装书。因此，在大学里教书多年，我所做的事情，除了上课，就是读书，偶尔写一点学术文章。后来，有人因为我在《读书》杂志上写的文章，约我写些历史文化随笔，我只当它是学术之余的闲笔，可以骗点零花钱，偶一为之，也无所谓，也就答应了。把我逼出象牙塔的，是大学每况愈下的现状。身在大学，眼见得官僚化、行政化一天天猖獗，认真读书做学问的人，日益边缘化，学术一边是权力的婢女，一边是学官的政绩花瓶。稍有人心者，没法不愤怒。而我，恰恰是一个涵养不够，压不住火的人，所以，我的笔，不知不觉地就写开评论了，最早在中国新闻周刊开专栏，写评论，主要冲的是大学的弊端，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今天，我的评论文字已经相当多了，但差不多一半左右，还是冲着大学或者教育去的。 张鸣事件，从表面上看，是我和我们学院的院长李景治先生的过节。其实，李景治卷入其中，仅仅是因为他不幸是我的顶头上司。而且像许多院长一样，自觉地履行官僚化的使命。他不比别人更坏，只是众多学术官僚中的一个。他做的事，别人也会做，而且每天都在做。没错，正如李景治先生过后所说的那样，我跟他没有私怨，只是工作冲突。只是，这种工作冲突，背后是理念的分歧。 李景治成为我的顶头上司，是进入21世纪以后的事。2003年，人民大学学科调整。我所在的中共党史系作为实体单位取消，降级并入马列学院，而原党史系政治学类的两个教研室（占党史系一半）并入国际关系学院。我所在的党史系政治学教研室，跟国际关系学院的政治学系（也相当于教研室）合并。我当初之所以选择做大学老师，在很大程度是因为这个职业，相对比较自由。80年代到90年代初的那段时间，学校的氛围相当宽松，没有后来的量化管理，也没有什么课题的压力。学校的官员，也不怎么管老师。我所在的党史系，尤其如此，基本上只要课上下来了，你喜欢做什么，研究什么东西，是你自己的事。你可以说那个时候，由于国门甫开，整体学术水平比较低，但你不能否认那时候比较自由。即使在90年代后半，大学的强化管理开始实行的时候，我们这个系依然具有相当的自由。虽然作为一个系，不那么太学术。然而，作为我们学校强化管理，理顺体制的一部分，作为一个系级建制的党史系消失，我们进了陌生的国际关系学院。 两拨原来互不相识的人，合到一起，合成一个政治学系，双方边磨合边做事，做了很多事。比如探索新的研究生培养模式，编写研究生阅读材料，每年召开开政治学的国际会议，成立博士生培养导师组等等。学院的领导都很奇怪，我怎么会跟原来国关的教授，张小劲、景跃进、王乐理，甚至杨光斌，关系处理的那么好。尤其是张小劲，当时他不仅是我们系的人，还是学院的副院长，他一心想把人大的政治学搞上去，跟北大一比高低，很多事，都是他推我做的。那时我们做的很好，有目共睹，连李景治也承认，学院的各个系所，我们做的最好。那时的李景治，虽然对我们做的事不支持，一分钱不给，连句好话都没有，但至少还没有从旁掣肘。此时的他，我除了隐约感觉到有点小心眼，好摆官架子之外，大体还过得去。 当然，虽然面上还过得去，但彼此对学术，对教学活动的分歧，还是逐渐加深着彼此的隔阂。我看不上他处处端着，官架子很大的工作做派，一开会就一言堂。口中不说，估计不经意间也会有所流露，而他则似乎越来越对我的不听话，感觉不耐。他希望政治学系的人，像国政专业的大腕一样，上央视露脸。我认为上不上电视，是个人行为，与学术无关。他希望政治学系做跟意识形态有关的研究，我认为那是马列学院的事情，一个大学不应该有两个马列学院。这些分歧，在一次会上，变成了公开的冲突。吵完之后，我只当是工作纷争，没当回事，过后就忘了。但是我不知道，此举已经触犯了领导的最大禁忌。因为做院长多年，还从来没有人像我这样顶撞过他。而且，21世纪的院长，已经今非昔比，资源雄厚，权力膨胀。此时当众顶撞，非同小可。用别人的话说，我已经得罪了领导，结下梁子了。可笑的是，我还不在意。此后，我和政治学系的遭遇，在国际关系学院，就更惨了。不仅大笔的211和985的经费，我们分不到一分钱。连我们拉来的项目，拉来的资金，办政治学统计方法训练班。也莫名其妙地被人举报，遭到有关部门的调查。虽然什么也查出来，但把事情弄黄了。 至于07年评职称的冲突，只是这一系列事件中的一个。只是此事他更霸道，而我的反应也更强烈。那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