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1月6日，安徽省财政厅选派干部、凤阳县小岗村党组织第一书记沈浩同志不幸逝世。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闻讯后作出重要批示：“沉痛悼念沈浩同志。请转达对沈浩同志亲属和小岗村村民的亲切慰问。 ”沈浩同志不幸逝世后，小岗村近百位村民自发赶往县殡仪馆参加吊唁仪式，数千名干部群众在灵车经过的道路两旁为他送行。应小岗村村民强烈请求，沈浩同志亲属同意将沈浩同志骨灰安葬在小岗村公墓。（以上消息来自《安徽日报》）

       沈浩是2004年初作为安徽省第二批年青党员优秀干部，从安徽省财政厅被选派到小岗村担任党支部书记的。2006年5月，小岗村成立村党委，沈浩任小岗村党委第一书记。据说这次是小岗村村民按手印请求沈浩留下来的。而第一次按手印则是1978年的“大包干”，开启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先河。

如果说三十年前，18个村民按手印是为了获得自主性的话，那么30年后按手印则是交出了自己的自主性。自己的村庄已经无法产生出自己的领导人，而必须把领导权交给一个“外来人”，尽管他更有知识能力，更有资源动员能力。

更能验证这个判断的是：2008年3月，小岗村与周边的两村合并成立了新的小岗村，沈浩又高票当选为新的小岗村的党支部书记和村民委员会主任。

“沈浩”现象代表了当前中国农村村民自治面临的一个困境。越来越多上级下派干部进入了农村，成为农村的领导人。在党支部里面，他们是“第一书记”，在村委会里面，他们是村委会主任助理，甚至被选为村委会主任。这些“外来人”的到来，为村民自治带来了新的资源，但是也动摇了对村民自治的规范性理解。自治正在蜕化为“他治”。显然，这与20多年前轰轰烈烈的村民自治热潮的初衷并不符合。在这项制度的设计者看来，村民通过自己选举，自我管理，能够提高民主能力，从而也能够进一步把民主向更高层次推进。 

现在看来，大学生村官、各种形式的挂职正在成为解决农村治理问题的主要手段。党和国家正在用这种方法来重新对广大农村进行再组织化。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说明了，20多年的村民自治并没有生产出制度设计者设想的农村治理人才，反而陷入了组织真空，甚至治理混乱。尽管这是多种因素的产物，但是起码可能让我们重新反思一下村民自治制度的现实背景和制度环境。

对于中国许多农村来说，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使他们失去了最有能力的治理精英。村庄变成了老人、孩子和女人的世界。村庄的自我生产功能大大削弱了。在这种挑战面前，是通过更有竞争性的村民自治来重建村庄的自我生产功能，还是通过外部资源的输入来对恢复其内部秩序，成了决策者和当地居民面临的选择。显然，决策者替当地居民作出了选择。

    让人充满政治寄托的村民自治在国家和党的权力不断渗透的过程中，已经“终结了”。现在是重新思考通过什么样的制度形式来面对、整合广大农民的政治诉求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