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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与李小平先生畅谈我国的人口政策等问题，得知中央仍将继续坚持计划生育政策，深感欣慰。小平在这件大事上立了大功，不愧为中国首席人口学家。小平还谈到他曾在多种场合引用过我在三年前撰写的《从澳大利亚看中国坚持计划生育政策的必要性》一文的主要观点，并说这篇文章写得很明快，这也使我感到挺高兴。 我不是人口学家，但也能够基于自己的观察和知识对于人口问题有所认识。我的全部观点都是从超大型国家的人口与环境资源相互关系的角度立论的。 在这个角度上，我当时在《易富贤的“事实和数据”证明不了他的“新人口论”》一文中又做了一些补充论证。我认为，我国必须死守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否则就只能走进死胡同。 小平以深厚的学力有力地批驳了企图从根本上否定计划生育国策的各种论据，非常成功。我在这方面做不了多少事，但还可以将这两篇文章再发一遍，以为我国继续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鼓与呼！
（2009-9-7）
从澳大利亚看中国实行计划生育的必要性
——评中山水寒先生的“人口学说”
王占阳
读罢半个诗人先生（即李小平先生）撰写的《澳大利亚需要非人口学者中山水寒吗？》一文（见博客网），深感痛快，同时也有几句埋藏多时的心里话，感觉不吐不快。
我在澳大利亚曾经驱车数千公里，实地考察了澳洲人口密度最大的东南沿海地区，对于该国的地广人稀、资源丰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对中国和世界的人口问题有了新的顿悟。
记得有一次在澳大利亚的主要山脉蓝山山上，面对一望无际的茫茫林海（全是原始森林！），我曾颇有感慨地对同行的伙伴调侃道：我看只要从中国来2亿移民，澳大利亚就会立即降格为发展中国家！
面对澳大利亚广袤的国土、稀少的人口和降幂排列的“洋超生游击队”（其实是受到国家鼓励的“多生正规军”），再联想到近千年来的世界史，我在澳洲期间终于明白了：原来，中国人口密度大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我们的人口出生率太高，而是在于我们中国人没有庞大的海外殖民地，未能向海外大规模移民，新生人口大多“扎堆”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了，因而也就形成了人口过多的局面。回想一千年前，中、欧（包括东欧）人口数量大概差不许多。现在，中国已有13亿人口，欧洲、南北美洲、澳洲人数之和，也大体上是这个数字。但南北美洲人和澳洲人主要是欧洲白人移民的后代。欧洲白人扩张了数倍于欧洲本土的生存空间，自然也就形成了地广人稀的局面。而这一点，也恰恰是我们中国人所未能做到的。
那么，中国人现在是否还有机会象欧洲人那样开拓殖民地呢？当然是没有了。既然是这样，那么中国的人口压力自然就只能在我们的有限国土的范围内加以解决，因而我们也就只能采取计划生育的政策，从而有效地降低生育率，尽管这种政策也会带来某些负作用。
从这个观点看，如果中山水寒先生（即易富贤先生）能够说服澳洲、南北美洲各国政府接受中国6亿移民，我倒是可以赞成他的观点的。如果不能，我则只能采取坚决反对的立场。那么，中山水寒先生究竟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呢？当然不能！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按照中山水寒先生的意见办，停止实行计划生育的政策，那么，其结果，就只能是中国人口的大爆炸和中国现代化的彻底中断，只能是把十几亿中国人民推向无边的苦海。
………
总之，从实际出发，我实在无法赞成中山水寒先生的观点，也无法赞成所有那些想给毛泽东错批马寅初翻案的先生们的观点。我认为，我们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基本国策必须坚持。否则，我们就只能是死路一条！
（原载我在博客中国的博客，2006-02-12）
易富贤的“事实和数据” 证明不了他的“新人口论”（摘要）
王占阳
您在《再致王占阳：为人有雅量，治学需严谨》一文中强调“治学需严谨”，我在原则上是很赞成的。但您或许有所不知，我在长期的治学过程中，也是很注重这一点的。我之所以不赞成易富贤先生的人口论，也正是因为我看到了他的论据、论证实际根本就证明不了他的主要论点。
您在文中表示，“我赞赏易先生以事实和数据说话的精神”。但依我在学术界的长期观察，我也很清楚，有些堆砌了一大堆“事实和数据”作品，实际却并不是什么好文章。在这里，问题不仅在于作者提供的“事实和数据”是否真实可靠，而且往往更在于从这些“事实和数据”出发，能否得出作者所主张的主要观点。我清楚地知道，论据（包括数字）如果不能证明论点，那就是无效的论据；这样的论据再多，也是毫无用处的。所以，许多看起来洋洋洒洒的大作，许多堆砌了大量数据、事实的论文，实际却是不堪一击的。我刚刚把易先生在博客专栏里的文章又大体上翻了翻，也再次地看到了他的论据根本就不能证明他的主要观点。研究问题，最重要的是首先必须掌握基本事实和基本的逻辑关系，如果这一条站不住脚，那么整个“大厦”就必然会坍塌，尽管在这个“大厦”的废墟中，也仍有可能含有某些真理的碎片。
我想，您应该能够理解到，在这种情况下，我在文中没有充分拿出自已的论据，并不意味着我没有严谨的思维和论据。事实上，正是基于习惯性的严谨思维和我自90年代以来对于超大型国家（首先是指人口超级大国）现代化道路的特殊性问题的思考，才使我一眼就看出了易富贤人口学说在整体上所具有的荒谬性，以及这个学说的“纸老虎”的本性。我在《希望叶启先生看懂我的文章后再发言》一文中已说过：“我自信，我是有足够的能力证明从根本上反对计划生育政策的观点是无以成立的。”我愿重申：我深信，如果我不得不奋起反击的话，易富贤先生的破绽百出的人口学说，将肯定是根本经不起我的凌厉攻势的。但是，我现在必须好好拈量一下：把宝贵的时间用在这件事情上，究竟值不值？而且，我近来正忙于公事，也根本没有时间去做这件事。
………
下面，我再来简要地回答一下您的几个问题。
……
（2）您在文中说：“在此只举一个反例供先生参考，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的崛起没有向海外输送人口，而是大大地增加了本国本地区的人口，就人口密度和自然资源而言，韩国、日本等等还是大不如我国的，不知道先生有何解释呢？”
我的解释是：中国是人口超级大国。这种意义上的超大型国家的人口问题具有极大的特殊性。单纯从人口密度和国内人均占有自然资源水平的角度看问题，实际是远远不够的。中国的问题不仅在于国内的人口密度大和国内人均资源少，而且更在于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能否支持我们这个庞然大物的崛起？
就国际市场来说，我们现在到国外看，至少是在服装和日用品方面，已经到处都是“mand in china”了。如果是象韩国、日本那样的中小型国家，卖出如此之多的商品，早就基本实现现代化了。但对于中国这样的超大型国家来说，这却离现代化还远着呢！我们要在全国13亿人口中普遍实现现代化，那就必须有至少是十几倍规模的世界市场，才有可能。但是，如此之大的世界市场，我们究竟到哪儿去找呢？相对于13亿人口来说，我们刚刚卖出去了这么点东西，全世界的反倾销就扑天盖地地冲着中国来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不能有效地控制人口增长，那该怎么办呢？！如果没有足够的国际市场，即使我们能够养活新增人口，他们也不可能富裕起来。而且，我国新增几亿贫困人口，又能对谁有好处呢？！
再就资源来说，地球上现阶段可利用的资源，无疑是有限的。国内的大部分主要矿产资源，也就再开个三、四十年就没有了。全球现有可利用能源的供应期限，大体上也就是四、五十年。未来新能源的前景，倒也是不错，但那至少也得三、四十年才能成气候。现在的问题是：在今后的几十年里，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办？日本、韩国都是人口上的中小型国家，国际资源、能源对于它们的供应是没有问题的。但相对于中国这个庞然大物的迅速增长的巨大需求来说，这其中的问题可就大了。如果我们不能有效地控制人口增长，这个问题就更大了。而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地球上的现有资源、能源能否支撑和保障中国的现代化？几十年以后的新资源、新能源，那还是一个未知数。我们考虑问题，不能把宝压在这个未知数上，而只能是从现阶段的实际出发。现阶段国际国内资源、能源供给的压力，事实上已经非常大了。而从这个实际出发，我们就必须继续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以使我国的人口增长得到应有的控制。
再就“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的崛起没有向海外输送人口，而是大大地增加了本国本地区的人口”来说，出现这种情况的前提，实际是国际市场的规模和国际资源的数量完全能够满足这些人口数量相对较少的经济体崛起的需要。而我们这个13亿人口的庞大经济体的崛起，却正在这方面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如果我们不能成功地迎接这种挑战，我们的经济发展就会在现代化的途中减缓和停滞起来，我们就不可能源源不断地提供足够多的就业位置，因而我们的新增人口就将大量失业。这就表明，我们与日本及亚洲四小龙之间，实际是具有很大的不可比性的。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例子，并不能证明中国的人口增长不足虑，并不能证明中国现阶段即应放弃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
（3）您在文中说：“另外澳大利亚和南北美洲之故事只是想提请先生注意，我们现在研究的不是天下只有一个中国的情况，你单从环境与资源角度看待人口问题是不够的，人口尽管在多了的时候会成为问题，但在他少了的时候就可能更是大问题”。
对此，我的回答是：中国现在所面临的人口问题并不是人口太少了，而是人口太多了，人口压力实在是太大了。我们现阶段的根本问题是抓紧时间在现有人口和现阶段计划增加的人口的范围内实现现代化，而不是再额外地增加人口，从而徒增现代化的难度。我们也只有抓紧实现现阶段人口的现代化，才能更有实力地去争取和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因而也才能够有条件解决好我们未来所将面临的新的人口问题。
最后，我相信，由于我未能回答您其他文章中的问题，也未能展开与易先生的论战，所以我恐怕并未能说服您，或者是并未能完全说服您。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求同存异吧！我暂时没有时间再回到这个题目上来了。但当我感觉有必要也有时间时，也还是有可能再回到这个题目上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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