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发表于2009年9月24日的《文学报》“独眼看作家”专栏，是我为该栏目撰写的第十五篇文章。

乔良的“横杆”

王久辛

我和作家乔良的缘分可追溯到1985年，那年第3期《昆仑》上，发表了我俩的组诗：乔良《黄种族》、我《在西中国拾起的诗》，责编李晓桦特邀评论家方炜配撰评论隆重推出。老实说看了评论我心有不悦，全文四千多字，评到我时只有几百字，主要篇幅给了乔良，我成了“大师”的陪衬。记得我还给方炜写了封信，称下次再写一组，还请他来评，定要写出改变他“轻看”的好诗来。方炜回信说：“乔良就是从此不写诗了，凭这一组，也是一流诗人。”言下之意，我还差的远哩。

之后一年，也就是1986年4月，我和乔良见了第一面——在军区文化部干事陈作犂的家。乔良和江奇涛、程东在方炜的带领下“重走长征路”来到兰州。我们见面后，乔良的第一句话是：“久辛的块头并不大呀，怎么方炜评论中说你是侦察兵，没准练过健美，胸大肌肯定不小，怎么是个书生啊。” 我诗中有“侦察兵的胸大肌一半是东半球，一半是西半球，合起来就组成了人类和平”的句子，乔良从这里扯出话头，既自然又生动，还含着机智。他说话时望着你，有一种在军中少见的教养从他眼中流溢而出，既自信又智慧，还散发着一种只有孩子才有的顽皮与捣蛋的纯粹游戏的劲头。我心想，他就是《大冰河》的作者啊，在我的印象里，自王蒙《春之声》后，能把意识流引进军旅文学的，还真要属这个年长我四岁的乔良了。

那天席间，乔良讲到出发前的一个细节：听说解放军文艺社组织作家“重走长征路”，时任总政治部主任的余秋里亲自打电话给社领导，一定要和大家说说长征。会见那天，余主任讲了很多动人的故事，合影后又分别和大家握手。这位独臂将军的握手方式给了乔良终生难忘的印象，乔良说：“余主任把他唯一的左手反过来与我的右手相握时的感觉，让我回想起来都会有一种过电似的震撼。尤其他抬起左手向我们敬礼的形象，让我产生了：这样的军人、这样的军队、这样的军史，是值得为她写点什么的。”

他们三位果然写出了令人欣慰的中篇佳作：程东写了《夕阳红》、江奇涛写了《马蹄声碎》，而乔良写了《灵旗》——在这部堪可称为军事文学的转捩之作、也可称为乔良的代表作中，乔良第一次正面描写了红军的大溃败，而且时空交错、情境横移，彻底放弃了写英雄的老套路。他继莫言《红高梁》大写土匪抗日的壮丽之后，默然沉静地大写逃兵，写战争中的真实体验与感受——人性的另一面。乔良说：“军史记载，湘江一战，损失过半。但这八个字很难让人产生感受，更不可能产生震动。我像被人当胸一拳击倒在地，想起一次就会疼痛一次。”当然，并不是谁有了深切的感受，就一定能写出佳作来，还需要思想的深度和对某种禁区的突破。乔良说：“作家梦想一夜成名原本无可厚非，需要提醒的是——当你打算起跳时，不妨先抬头看看横杆在哪里？你准备跳多高？你又能跳多高？差距在哪里？如何跳过去？这不是大狗叫小狗也要叫的问题，而是别弄成噪音，弄出一些虚假、轻浮、浅薄，没有任何价值的东西来。”

乔良的横杆一直在往上升。他写长篇近未来预言小说《末日之门》时，中国还没有这种小说的样式，而这部作品宏阔的视野、汪洋般的知识储蓄量，在当时是空前的。自这部作品发表至今，时间已悄然过去15年了，书中预言的百分之四十已经应验。值得一说的是，书中描写的欧洲风光令人叹为观止。作家刘亚洲看完后对乔良说：“你写欧洲那十几个国家我都去过，你的描写让我犹如在读一部回忆录。特别是你写宝马大厦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它是按发动机的外形设计建造的，参观时，我就站在大厦对面的高楼上，夕阳西下，大厦金光四射啊！”乔良当年的女友后来的妻子周蕾说：“我在欧洲留学多年，乔良描写的地方我都去过，写的太好了。”周蕾被这位当年还没迈出国门一步、全凭读书查资料来描写欧洲各国风光、预言世界近未来趋势的乔良，折服了——答应嫁给他。

横杆继续上升。《末日之门》后，是军事理论随笔式专著《超限战》。这部与王湘穗合写的专著，现在被美国五角大楼锁定，成为美国海军学院的教材，书中提出的21世纪战争样式将越来越超出军事领域，是不亚于打一场战争的非战争样式的“战争”，如金融战、恐怖战，等等。早于9·11两年半出版的这部专著，不仅两处说到世贸大厦有可能成为恐怖主义分子选择攻击的“不错目标”，而且三处直接提到本·拉登有可能组织恐怖分子对美实施恐怖袭击。这种超前的预言所需要的超前的目光，绝对是犀利而又令人惊叹的，而触动乔良和王湘穗写这部书的动机却很简单。1986年台海军演，作为“前指”一员的乔良与当时参与军演的王湘穗发现：我军在举行大规模军演，而李登辉却盯着股市，生怕掉下来。这是为什么？他俩就此彻夜长谈并发现：李登辉真正的痛处不在军事，在经济。而能直捣其痛处的方式，或许不是军事打击，那在哪儿呢？横杆在向人类的安宁、人民的利益上移动，在向为国出谋划策上移动……他俩共同萌生了奇思——以非军事的战争行动，或许是最佳的方式。他俩彻夜商讨，该给这部专著起一个什么名字呢？他俩先后起了五十多个书名，都被一一否定。一天，乔良上厕所，随手拿了张《参考消息》，当他看到“限制贸易”的字样时，突然产生了灵感，他想：为什么一限制贸易，世界上无论大小国家都紧张呢？乔良甚至连如厕都忘了，跑着去找王湘穗：“有了，有了，叫《超限战》怎么样？”王湘穗两眼盯着乔良，停了三秒钟，脱口而出：“对！就是它——超越限制的战争。”1999年初，《超限战》出版了。乔良的父亲，一位抗战老军人看了，对乔良说：“儿子，这是你写的最好的一本书。”并问：“你从哪知道那么多东西，真奇了怪了！”

让我将乔良的横杆往下移移吧，移到乔良在兰州空军俱乐部当放映员时期。当时图书管理员调走，钥匙交到了乔良的手中。乔良激动万分，当即给自己定了一个指标：每年至少读100本书，每三天读一本。他居然坚持了七年，真正的童子功啊。

在最近的一次聚会上，方炜问乔良：“你知道你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吗？”乔良茫然。方炜说：“咱们走长征路，遇到前边拉水泥的货车翻车，车顶上坐的十来个民工翻砸在稻田里，有一半死了，一半受重伤，当时很多人在围观，就是没人动手。你跳下车奔过去就骂：‘ ，要么你们跟我一起救人，要么赶快滚蛋，不许站这儿看！’当时，我也坐在车上没下来，羞愧极了，赶快下来和你一起救人。你忘了吗？”乔良笑了，说：“哦，你不说，我倒真忘了。”

2009．9．18．京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