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政治一向以神秘复杂著称。而2011年席卷西亚北非的政治动荡，使原有政治生态环境彻底改变，各种政治力量竞相泛起。有道是“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军队在中东政治生活的作用格外令人关注。

一、军队：中东政治角逐中的“关键先生”

在中东政治生活中，每逢重大历史关头，包括2011年西亚北非政治剧变，军队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简单地说，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枪杆子里出政权”，当权者获得权力离不开军队支持。早在20世纪50-60年，阿拉伯世界就曾掀起过一轮政权更替潮，而此轮政治剧变的最显著特点就是军人纷纷通过政变上台：1952年埃及纳赛尔领导“自由军官组织”推翻法鲁克王朝；1958年伊拉克卡塞姆推翻费萨尔王朝（后被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取代）；1969年利比亚卡扎菲政变推翻伊德里斯王朝等。当时，德国学者格哈尔德·康策尔曼就曾指出：“在中东，几乎所有共和国都由军官作为总统统治着。开罗、的黎波里和阿尔及尔是上校衔的军官执政，喀土穆是一个少将统治着，大马士革是中将，巴格达是陆军元帅，安曼则是高傲地具有元帅军衔的国王。”而当今中东主要实现共和制的国家，几乎都是由“穿着西装的将军在统治国家”，如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也门前总统萨利赫、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都是典型的军人出身。由此在中东政治形成了独特的军人向政治家变身的“旋转门”现象。

另一方面是“枪杆子里保政权”，军队支持度成为领导人权力能否稳固的关键因素。在中东政治中，一个最常见的现象，就是当权者一旦掌权权力便贪权恋栈，“不管是总统还是国王，都至死不放权力。在正常情况下，唯有自然死亡，才能终结一个总统的政治统治。”在这种情况下，中东权力更替只能通过暴力方式完成，而军队对当权者持何种态度直接决定现政权去留。在历史上，中东很多政治强人就是栽在军人政变之下。例如，苏丹的尼迈里自1969年军事政变上台后长期执政，直到1985年被新的军人政变推翻；突尼斯的布尔吉巴自1956年该国独立就担任总统，此后3次连任，并在1975年当选“终身总统”，直到1987年因政变辞职。而政变后上台的本·阿里同样长期执政，直到2011年被强行赶下台。在伊拉克，卡塞姆自1958年政变推翻费萨尔王朝后的十年间，为争夺最高统治权，各派较量激烈，曾发生过大大小小十几次政变、未遂政变及武装起义，直到1968年阿里夫政权被推翻，贝克尔领导的复兴党当政。而在2011年中东动荡潮中，当权者执政能否继续关键就是看军队的态度。突尼斯前总统本·阿里是在陆军参谋长阿马尔倒戈后落荒而逃，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则是在遭到坦塔维为首的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逼宫”后黯然离职。埃及媒体称，如果没有军方支持，解放广场上的革命就掀不倒穆巴拉克。利比亚动荡之所以演变为内战乃至卡扎菲政权最终灭亡，同样与军队部分倒戈和战事失败有关。而叙利亚巴沙尔政权能苦苦支撑至今，更是与军队等强力部门的力挺密不可分。

随着许多中东国家进入权力新旧交替的“权力真空期”，军队在维护秩序、确平稳过渡方面作用更加明显。例如，埃及军队在本国政治转型中承担着承上启下的过渡者角色，被视为是关键时刻“一支稳定社会、扭转乾坤的保障力量”。

   二、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军队在中东政治中为何如此重要

按理说，军队的指责只是保家卫国，因此在正常的国家政治运行中，军人与政治家应该扮演不同的角色。如果效仿“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那句名言，就是“军事的归军队，政治的归政治家”。但实际上，在中东许多国家，军队的影响无处不在，其对政治运行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黑格尔曾经说过，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就是存在的。而政治更是一种地方性现象。一般来说，军队在国家中的地位是一个国家政治发达程度的风向标。政治制度越先进，军人干政可能性越小，反之，如果政治制度越落后，军人干政可能性就越大。而中东军队能够在政治生活中发挥主导型作用，说到底，是当地独特的政治生存环境的产物。具体地说，这可以从三个方面理解。

首先，在落后国家，军队往往代表相对先进的力量，具备在政治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基本条件。一般来说，哪怕最落后保守的国家，其为了政权生存也会尽可能率先提高军事现代化水平。而先进武器的引进和军事人员培训，往往不期然中使军队部分军官受到外部先进思想的熏陶。例如，纳赛尔当年就是在军营中接受了民族主义思想，并开始认真思考国家的未来命运，并最终借助“自由军官组织”推翻法鲁克王朝，使埃及历史翻开新的一页。从更宽泛的角度看，在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军队往往是思想进步，组织化程度最高的力量，因此最具有主导政治的能力。“军队经常是革命先锋队的一部分。这不仅使因为在政局动荡时，它是最协调一致、最有组织的力量。”纳赛尔在其《革命哲学》一书中就指出，军队是唯一一支无阶级属性的民族力量，只有它才能使埃及走出因两种同时进行的革命发生冲突所造成的困境。他认为，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要求团结，而社会革命又不可避免地造成阶级间的冲突，致使民族团结遭到削弱。因此只有军队才能开辟一条同时进行这两种革命的必由之路。事实上，中东许多国家军人干政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进行的。

其次，较为落后的社会结构和部族文化最终形成“强者为王”的思维定势，这使军队干政提供了适应的外部环境。在多数阿拉伯国家，部族、族裔、教派等传统因素，迄今仍是维系民众间关系的主要纽带。这种特定的社会结构，使宗派主义/部族主义在阿拉伯人观念中根深蒂固，由此使阿拉伯人形成一种“同心圆式”的政治认同理念：其忠诚对象总是沿着“家庭—部族—部落联盟—国家”的方向依次外扩，越往外忠诚度越差，感情越淡漠。体现在政治生活中，这种“同心圆式”政治思维很容易导致当权者对其他部族/教派充满敌意和不信任，因而在镇压其他部族/教派和反对派时，毫不留情采取高压手段，而不是坐下来平等协商。在当权者思维中，“如果不镇压反对派，人们就会认为他很虚弱，并将失去尊重。”换言之，中东政治具有一种崇尚力量的“丛林政治”特质。而军队由于掌握了“枪杆子”，因此在中东政治生态系统中就成了左右他人命运的“顶级掠食者”。在中东国家，无论实行君主制还是议会制，当权者一旦失去军队支持，政权便会岌岌可危。

第三，中东国家面临的安全难题，客观上需要军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由于地缘版图破碎格局，加上该地区战略地位极其重要，自奥斯曼帝国解体以来，中东地区便始终是动荡、战乱和冲突的代名词。中东诸国自建国至今，始终未能真正解决安全生存问题，几乎每个当权者内心都蕴藏着难以排遣的不安全感。这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在阿拉伯世界内部，不同国家间为了争夺地区霸权、领土或意识形态，彼此间矛盾和冲突不断。叙利亚前外长哈达姆曾感叹道：“如果我们关注一下阿拉伯地图，我们会发现，几乎没有两个国家不处在战争状态，或处在通往战争的路上。”在地区层面，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之间至少爆发了6次中东战争，而阿拉伯人与伊朗之间也矛盾甚深，伊拉克与伊朗曾为争夺海湾霸权进行了长达8年的战争。在国际层面，撇开冷战时期美苏在中东争夺渗透和策动代理人战争不说，仅在冷战后的20年间，西方便在伊斯兰世界发动了4场战争（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其中有3场直接针对阿拉伯国家。环顾全球，恐怕没有哪个地区比中东国家的生存环境更为凶险了。这种险恶的外部生存环境决定了每个国家都不得不保持一直庞大军队，将提高军力视为头等大事。这种程度不同的“先军政治”导致中东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军火市场，同时也造就了军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非同寻常的重要政治地位。

三、进步力量还是反动力量：军队干政的双刃剑效应

   由于军队在中东国家中具有举足轻重作用，因此这些国家当权者为了长治久安，往往将赢得军队支持作为头等大事来抓。一般来说，当权者笼络军队主要有两种办法：

一种办法是在军队高层中安插亲信乃至亲属。据报道，萨利赫与66名军队、安全、情报、警界高官有关联，共和国卫队司令是他的儿子，陆海军司令是他的儿女亲家，各军区司令也是他部族的近亲。靠政变上台的卡扎菲因担心重蹈覆辙，所以一直在弱化政府军，同时由他几个儿子亲自指挥“特种作战部队”、总统卫队、哈米斯旅等。而埃及军队高层几乎都是穆巴拉克亲信。

另一种办法是给军队提供各种优厚待遇，使之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的一部分。据报道，在埃及、利比亚、突尼斯、叙利亚、也门以及沙特乃至巴基斯坦等国家，军队的工资待遇和福利差不多都是最好的。在埃及，在军队服役的工资和收入至少是地方行业的3倍以上。一名少校月收入约合2000美元，足以养活一大家子，而且还享受某些特殊权力，如军官本人和家属可享受军队医院免费医疗，国内交通享受半价，在军队商店可购买低于市价5%－50%的商品等等。对贫困子弟来说，进入军队已成为改变自身命运的重要途径。除享有较高的收入和福利待遇外，军队还享受某些经济特权，如容许军人或亲属经营收益丰厚的特许行业等，由此使军队不仅控制国家政治命脉，还控制着国家的经济命脉。据报道，埃及军方就控制了整个埃及经济的5-20％。而西方大国也不惜血本笼络中东军队。埃及军方每年从美国获得13亿美元军事援助，埃及军方与美国关系密切。在内外势力的“娇惯”下，军队俨然成为“国中之国”。由此导致第三世界国家一个普遍性的悖论：统治者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去加强军队，到头来往往成为军队的牺牲品。

进一步追问，既然军队在中东政治生活中分量如此重要，那么它扮演的角色到底是进步的还是保守的？这很难一概而论，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在国家的社会和政治发展程度。亨廷顿曾指出：“随着社会发展变化，军队的角色也就发生变化。在寡头统治的世界里，军人是激进派；在中产阶级的世界里，军人是参与者和仲裁人；当群众社会出现后，军人就变成现存秩序的保守的护卫者。”因此，“社会越落后，军队扮演的角色就越进步；社会变得越进步，其军队的角色就变得越加保守和反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201页）

    就中东政治状况看，当前中东国家（尤其是共和制国家）军队所处的政治环境与20世纪50-60年代有很大不同。在纳赛尔那个时期，当时发动政变的军官在起事前在国内面临的是落后保守的封建王朝（埃及的法鲁克王朝、伊拉克的费萨尔王朝、利比亚的伊德里斯王朝等），国际上则面临英美新老列强的殖民压迫。因此，这一时期的军人政变颠覆的是落后政体，当权后也能自立自强，尽可能反抗外部干涉，因此总体看其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称其为“革命”并不为过。换言之，这一时期军队扮演的是一种进步力量。

但在当前，这些国家由于大多已建立起共和政体，因此军队在“破旧立新”方面扮演进步角色的空间变小。与此同时，当权者的有意笼络使军队日趋成为既得利益集团中的特殊一员，成为现行政治秩序的维护者。而从实际情况看，由于当前许多中东当权者阶级属性已经转向照顾少数权贵利益，因而军队保卫这样的当权者，无形中也就扮演了阻碍历史进步的角色。例如，在埃及剧变后，掌握实权的国防部长坦塔维、参谋长安南等人，都是从穆巴拉克执政30多年中获利最多的军方高层，坦塔维更是被视为是穆巴拉克的影子。因此，其在穆巴拉克倒台后仍试图“换汤不换药”，维系一个“没有穆巴拉克的穆巴拉克时代”。由此不难理解，面对2011年11月“四六青年运动”和“革命青年联盟”等组织主张真正要求改变现状，酝酿“二次革命”的抗议群众，军队一反2011年2月时的表现，充当了镇压游行者的角色。埃及军方的处境变迁由此可见一斑。

四、“笔杆子”还是“枪杆子”：谁是未来中东政治的主角

当前，中东动荡使阿拉伯世界沧海横流，大动荡、大重组在所难免。谁能在未来中东政坛成为主导力量，成为值得关注的问题。不难发现，在中东政治中有两大力量影响巨大。一个是军队，他们掌握“枪杆子”，“硬实力”最为强大。而另一个则是政治伊斯兰势力，它们以在中东国家无容置疑的伊斯兰信仰为意识形态，它们掌握“笔杆子”，具有价值和理论优势，同时组织性也很强，因此具有“软实力”和相当政治优势。在历史上，这两大力量都曾风光一时，交替引领时代大潮。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许多国家出现军人政变，其中许多执政者一直坚持到2011年“中东波”之前。而到20世纪70-90年代，伊斯兰复兴潮又在中东风起云涌，伊朗、苏丹、阿富汗都出现或一度出现伊斯兰分子掌权，阿尔及利亚“伊斯兰拯救阵线”也险些上台。

从中不难发现中东政治运行的一个规律性现象：在两大力量都具有问鼎最高权力能力的情况下，谁能真正胜出关键取决于按照什么样的游戏规则玩。很显然，如果按照“民主选举”办法，谁票多谁当权的原则来玩，善于耍笔杆子、具有意识形态优势的政治伊斯兰势力无疑更具优势。由于这些阿拉伯国家集权多年，国内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反对派，因此唯有各种伊斯兰组织凭借“伊斯兰教”神圣外衣，成为最主要反对派。这些伊斯兰势力意识形态明晰，组织化程度高，且建立起较完备社会救助和福利体系，在中下层人气颇高。因此其在政治选举中很容易胜出。

而当前中东动荡表明，中东政治大气候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维系几十年的强人政治日渐受到民众唾弃，分权和民主化成为大势所趋，数个国家已启动民主选举进程。在此背景下，政治伊斯兰势力明显成为此轮权力更替的最大受益者。目前，在突尼斯、埃及、摩洛哥乃至在利比亚，政治伊斯兰势力都在日益上升，中东呈现日趋“绿化”趋势。

相比之下，军队在这场权力盛宴中显得十分失落。军队并非什么政党或一级政治组织，其在“以选票分权力”的选举游戏中，军队根本没有参加竞赛的资格。军人干政与民主选举几乎是一对天敌。因此不难理解，为何军队天生地敌视各种政党，认为政党活动是搞分裂、拉山头，“无论是改革性还是护卫性的军政府，在夺取权力后的第一个行动，通常是废除一切现存的政党。”（《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223页）。而2011年以来，一些中东国家在“改朝换代”后出现的向民主化转型趋向，使军队势力感到格外郁闷。2011年11月，不甘寂寞的埃及军方曾制定一份《宪法原则》，该文件赋予军队特殊权力，如在制宪过程中拥有绝对权威，可以否决议会权力，以及在宪法通过后继续起指导作用等等，但由于军人干政在当前显得十分不合时宜，因此这份文件引发埃及民众上万人游行抗议，埃及“二次革命”很大程度就是起因于军政府谋求更多权力。

其实，埃及军方远不必这么性急。中东政治一直存在军人干政与弱势民主交替出现的钟摆式特性。而当前中东民众之所以群起反抗，主要是前政权未能解决好“多数人问题”，其深层根源则是政权丧失代表性，因而连带着强人政体也遭到唾弃。然而，当前中东国家各种政治势力竞相泛起，并竞相利用自己熟悉的手段干预或参与政治生活，如工人罢工、学生造反、商人罢市、平民示威、军人干政等。这种“泛政治化”特征表明，中东正进入亨廷顿所说的广义上的“普力夺社会”。而在这个发展阶段，政权稳定程度随着政治参与范围的扩大而逐渐缩小。“军人寡头统治能延续几个世纪，中产阶级体制能延续几十年，而群众政体通常只能延续几年。”（《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181页）

我们知道，实行“好的民主”需要很多先决条件（如经济发达程度、社会扁平化程度、公民意识发育程度等），而当前多数中东国家这类条件并不成熟。在这种背景下急于推行民主化，很容易导致两类问题：一是贫富分化和阶级对立容易导致“政治极化”，即当权者要么是走民粹路线，劫富济贫，最终引发富人阶层的反抗；要么导致金钱主宰政治，使民主化成为更好服务富人阶级的寡头统治。二是落后的社会结构和威权主义文化使这些国家陷入“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两难。而当前的民主化趋势，很可能导致伊拉克在民主化后出现的软政权化和一盘散沙局面。

而这种困境又是凭借民主政治自身所无法解决问题的。因此，随着时间推移，这些国家的政治钟摆势很可能会重新回摆，呼唤新的强人政治。届时，真正有能力收拾残局的只有军队。军队组织化程度最高、阶级属性最为模糊，很适合担当政治争端的仲裁者乃至操纵者角色。因此，正像当年法国大革命在经历了革命浪漫主义后最终迎来的是拿破仑军人独裁一样，在“阿拉伯之春”和中东民主化之后，中东迎来的可能是一种拿破仑式的军人/强人统治。

                                 此文发于  《世界知识》201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