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休谟讲过一段话：“无论如何，知道什么东西最完美，肯定是有好处的，我们可以通过一些不会给社会造成太大动乱的、温和的改良和创新，使现行的体制或政府形式尽可能接近这一境界。”

    这正是我目前的想法。可是，我们知道什么东西最完美吗？答案有一个：我刚刚看到天则《内部文稿》中张旭昆先生的《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可能途径》一文，感到它就是答案，它就是最完美的设想。

    从历史的经验看，凡是自下而上的社会变革都是血腥残酷的，而自上而下的改良则有可能避免动乱和血腥。张先生详细探讨了在我国实现自上而下渐进式民主的可能性。他设想了这个变革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表达自由（开报禁）；第二阶段，结社自由（开党禁），最终实现普选。他的设想非常具体、详细，甚至具体到现存宣传部门干部的去向和待遇。

    问题在于，这个完美的设想缺乏一个原始推动力（第一推动力，最好的比喻就是上帝）。启动这个程序的力量在哪里呢？就像一辆熄火的车子，也许还是停在一个大上坡跟前的车子，由谁来启动它呢？如果说前面正好是个大下坡，不用启动，也许把闸一松车子自然就向前走了，恐怕我们没有这么好的运气。对于一个靠枪杆子打下来的政权，你想让它把自己的权力交给选举结果，那不是与虎谋皮吗？文章也说了，这个设想只能靠最高领导来启动，但是，他们为什么要启动这个有可能是自杀的程序呢？

    程序的启动无非是两个来源。一个是主动，一个是被动。主动启动要靠极大极纯的理想主义，这就需要共产党不考虑一己的私利，完全彻底以国家的进步、人民的幸福为目标。共产党并不是没有这种潜力的。有一次，我去看望杜润生，他神秘地透露：赵紫阳当初就有这种设想，已经着人研究政治民主化的具体步骤了。可惜，计划不得不中断了。另一个可能就是被动启动，那就是外部压力大到不改不行的程度，那就是社会对民主制度的需求大到非改不可的程度。前苏联可以作为共产党体制的例子，台湾可以作为中国文化的例子。换言之，无论在共产党体制之中，还是在中国文化之中，都有变革的种子，也都有变革的可能性和成功先例。所以，我们对中国的民主化应当抱有希望。

    至少，张先生的文章可以发表，我的这些言论也可以发表。这在三十年前是不能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