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研究集刊》2008年第四期） 2008年3月22日，台湾陈水扁当局执意推动的所谓“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的“公投”遭到失败。在陈水扁一意孤行坚持进行“入联公投”的过程中，不仅祖国大陆表达了强烈反对的立场，也遭到了国际社会的反对和谴责。美国政府不但多次明确表态反对“入联公投”, 而且采取了某些带有惩罚性质的措施。有学者认为，美国政府此次针对台湾“入联公投”一案，政策底线极为清晰，有关政策表态的言词也日益严厉，不仅对陈水扁当局形成了有力的震慑, 而且也使得中美两国在台湾问题上出现了某种被称为“共管台独”的互动模式。[i] 笔者认为，虽然美国在此次“入联公投”问题上的政策态度相对比较积极，但依然有不少政策保留的余地，这种政策保留反映了长期以来美国对台湾“朋友·伙伴”意象对其台海政策所带来的局限。本文将运用国际关系认知心理学中“意象”和建构主义的“认同”概念，以美国在“入联公投”中的政策态度为例，来分析“朋友·伙伴”意象下美国台海政策的局限所在。

一、“朋友·伙伴”意象的理论涵义

国际关系认知心理学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国家意象”或决策者的“意象”、“认知”或“价值判断”等对这个国家或地区对外政策的决策过程、政策倾向和外交行为有着重要的影响。美国学者亚力山大· 乔治认为意象（Image）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对其在国际政治斗争中对对手的本质特征的认识，是决策者认知图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认知者处理输入信息的认知系统的一个重要环节。[ii] 大陆学者胡键认为，所谓“意象”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有意或无意有选择地根据自身价值、知识、信仰体系而对外部世界产生的一种相对固化的认知。[iii] 意象与印象有着一定的联系，但意象并不等同于印象，意象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建立在长期认知基础上的印象，它反映出的是一种有选择的认知过程，它涉及到对认知客体的主观认知、情感和评价取向；是认知主体“有选择地根据自身价值、知识和信仰体系、历史经验以及维持自我意象的目标下对客体产生的比较“概括而固定的看法”,容易导致“刻板印象”[iv]。意象的主观性决定了其反映出的不见得是客观事实，有时候也可能反映出曲解和偏见。

建构主义也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对外政策的形成不仅受制于外界物质环境的压力，而且还与决策者的认知行为有关。国家或其他行为体的实践活动可以形成共有的观念，共有的观念可以形成文化，文化决定了行为体的身份、利益和行为。[v]国家的行为是由利益决定，而认同是利益的基础，利益由国家根据自身在国际体系中的身份与认同来界定。[vi] 意象对一个国家或地区外交政策影响的途径在于，它会让决策者根据来自于经验和现实形势的知觉，对其他国家或地区进行特征分类,从而对某个事件、某个国家或地区“先入为主”地产生亲疏远近的“认同”或“不认同”的“刻板印象”，这种印象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决策者认识问题、分析形势和进行决策的心理，从而影响到政策倾向和政策内容。美国学者赫尔曼教授认为,决策者认识其他国家或地区时, 一般会从三个维度考虑：第一是“威胁性”维度, 即对他国和地区是否构成对本国的威胁或机遇的认识；第二是“能力性”维度，指他国和地区的包括军事、经济及其它各种指标在内的综合国力和总体能力是否超过、等于或弱于本国的综合国力和能力；第三是“政治制度和文化品质”维度，主要是他国和地区在政治制度、决策程序以及总体文化品质上是否优于或劣于本国的政治体制和文化品质。[vii] 也就是说，对其他国家或地区“威胁性”、“能力性”、“政治制度和文化品质”的主观认知会影响到决策者的“意象”和“认同”倾向。

美国对外政策中的“盟友”（Allies）、“朋友”（Friend）、“伙伴”（Partner）和“对手”（Adversary）、“敌人”（Enemy）意识非常浓厚，经常通过打击敌人、遏制对手、拉拢朋友、建立伙伴和依靠盟友的办法来界定和推行美国的外交政策。“盟友”是指通过条约等一定组织的形式结合起来的同盟，“朋友”是建立在志同道合和深厚友谊基础上的关系，“伙伴”往往是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关系结合，“对手”更强调竞争或竞赛的性质，“敌人”则是具有敌对和对抗性质的关系。中国学者秦亚青将认同程度分为三个范畴：正向认同、零向认同和负向认同，不同的意象会导致不同的认同范畴。[viii]很明显，“盟友”、“朋友”、“伙伴”倾向于正向认同，是对美国威胁性较小，能力比美国弱，价值和文化认同度高的国家或地区；“对手”、“敌人”倾向于负向认同，是那些对美国构成一定威胁，有一定实力或某方面能力，与美国存在制度或意识形态差异的国家或地区。在美国的对外政策实践中，盟友、朋友、伙伴是美国实现国家或地区利益所倚重的对象，而对手、敌人则是美国防范和打击的对象。美国企业研究院的一份研究报告就明确指出，美国必须靠盟国和伙伴才能维持它在亚洲的有利地位，而它也需要这些国家的协助才能维持该地区的和平、繁荣和自由。[ix] 因此，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美国决策者的意象中到底是“盟友”、“朋友”、“伙伴”还是“对手”、“敌人”，对美国外交政策的认同取向与策略实施有着重要的影响。

台湾当局曾经是美国在亚太地区坚定的盟友，美台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签订有《共同防御条约》，但在中美建交，美国履行与台湾“断交”、“撤军”、“费约”的承诺后，虽然美国还是有些官员、国会议员和学者将台湾视为实际上的“盟友”，但基于中美关系的现实考虑，在美国政府公开和正式的外交政策中，更多的还是认同台湾是美国的“朋友”与“伙伴”。这种“朋友·伙伴”意象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1）美国和台湾当局之间在历史长期的合作与情感，特别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中美建交前，美国和国民党当局都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2）美国和台湾之间的“民主”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接近，在美国看来，民主的国家或地区之间相互认同度高，威胁比较小，容易形成共同的利益和伙伴关系，而台湾当局也需要借“民主”议题拉近与美国的情感距离；（3）美国和台湾在遏制中国大陆发展和崛起问题上的共同战略考虑和需求，美国希望能够以台制华，而台湾当局希望借助美国平衡大陆在军事、政治和外交上对台湾形成的压力。“朋友·伙伴”意象的长期存在对美国的台海政策产生了比较重要的影响，由于美国对台湾的意象在某种程度上是相对于其对大陆的意象而存在的。而近年来，由于受到价值驱动、政策驱动和利益驱动的影响，“中国崛起”和“中国威胁”伴生意象在美国的对华政策中顽固而执着地存在着。[x] 两种意象的落差会使美国在制定和实施台海政策时产生一种先入为主的认同偏好，一方面中美关系发展的现实需要，要求美国必须要在与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关系中进行权衡，特别是在两岸关系出现问题或危机时，美国有时候不得不做出相对清晰的政策表态；另一方面美国对大陆又带有明显偏见和误解的意象，影响到美国政策的客观性和可行性，从而导致政策效果不能有效显现，产生一些政策尴尬的现象。在针对陈水扁当局执意进行“入联公投”的政策反应中，美国对台湾的“朋友·伙伴”意象对其政策的局限性就表现得尤为明显。

二、“朋友·伙伴”意象在“入联公投”中的体现

2007年6月以后，陈水扁开始不遗余力地推动在2008年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同时举行“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的“公投”。这一严重“台独”挑衅行为立即遭到多数台湾民众、祖国大陆和国际社会的质疑和反对。大陆国台办发言人就严正声明，“陈水扁当局推动举办以台湾名义申请加入联合国的公投，是以公投方式谋求改变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现状、走向‘台湾法理独立’的重要步骤，也是一种变相的‘统独公投’”。发言人并警告说，“这一事态如果发展下去，必将严重冲击两岸关系，严重损害两岸同胞的根本利益，严重危及台海地区乃至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xi]美国也意识到“入联公投”事态的严重，国务院也迅速和密集表态，反对陈水扁当局进行“入联公投”。 陈水扁6月18日正式宣示进行“入联公投”仅三个小时, 美国国务院便立即发表书面声明, 强调美国根据“一个中国”原则, 不支持台湾加入以主权国家为会员资格的国际组织。次日，美国务院发言人麦科马克公开警告并要求陈水扁“展现领袖能力”，收回公投提案。8 月27 日, 美国副国务卿内格罗蓬特事先安排接受凤凰卫视的记者采访, 公开批评“入联公投”是迈向“台独”的一步，台湾处理公投的态度是一个“错误”。第二天, 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汤姆·凯西再次明确表态指出, 美国坚决反对台海任何一方采取单方面行动改变现状, 而“公投”将会引起若干“严重问题”。随后，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韦德宁明确表示，加入联合国需要具有国家地位, 而“台湾或‘中华民国’此刻并非国际社会上的一个国家”,“入联公投”只会增加两岸紧张，所以美国认为毫无必要。9月11日，美国副助理国务卿柯庆生发表长篇演说，详细阐述美国政府反对“入联公投”的立场和理由，强调“公投对美、台利益可能伤害很大，而任何加入联合国的公投都对台湾的国际地位现状都毫无实质帮助，因此美国必须强烈反对公投这样的倡议”。12月21日，美国国务卿赖斯表示，美方认为“入联公投”是一项“挑衅性的政策”，这一政策毫无必要地加剧了台海地区的紧张局势，而且它也不会在国际舞台上给台湾老百姓带来任何实质性的利益，美方反对这项“公投”。

美国政府的上述相关表态无论从频率还是内容来看，应该说是历年来美国对台湾当局“台独”分裂言行最为严厉和明确的表态。但是，美国政府看似强硬的反对态度并没有改变陈水扁的顽固立场，“公投绑大选”如期举行。有学者认为，美国不是没有能力制止陈水扁的“台独”言行，而是不为也，是美国在台海问题上不断对其发出错误的或自相矛盾的信息，对其“台独”言行没有采取实质性的制裁或惩罚措施以及不断加强美台军事关系、提升美台协防能力的结果。[xii] 笔者以为，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美国在“入联公投”的问题上对陈水扁和台湾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意象，这两种意象认知的矛盾基本上限定了美国政府对“入联公投”的政策目标和手段的选择。陈水扁此前一系列的“台独”活动已经让美国对陈水扁的意象认定为“麻烦制造者”，而对台湾，美国基本上还是抱持长期以来固有的“朋友·伙伴”意象。美国希望将陈水扁和台湾这两种意象分开作区隔处理，将“入联公投”认定为陈水扁为了一己之私进行的挑衅活动，而直接诉诸台湾人民不要支持这项“公投”，其基本立场是“陈水扁是麻烦制造者，但台湾是美国的伙伴和朋友”。因此，美国一方面强烈反对陈水扁的挑衅行为，另一方面又不希望对陈水扁的谴责扩及到整体的美台关系。柯庆生就无奈地表明，若非我方在这一段时间内已疲于藉所有非正式机会传达一贯、无误且权威的讯息，问题不在误解或缺乏沟通，而是我方相信“入联公投”对台湾或美国无益，且我方已别无他法，只好向台湾人民直接表达我方观点。[xiii] 但是，在台湾当时的政治情境下，美国对陈水扁的意象和对台湾的意象实际上无法截然分开，美国刻意凸显美台“朋友·伙伴”关系，反而让陈水扁产生了错误的知觉，使美国针对陈水扁这个“麻烦制造者”所采取的政策行为遭到很大程度的削弱。

在陈水扁进行“台独”分裂活动和推动“入联公投”的过程中，美国政府不断强调这些矛盾并不影响双方“朋友·伙伴”关系的性质，等于认知这是“朋友”与“伙伴”之间的“内部矛盾”，在某种程度上是向陈水扁发出了错误的信息。在陈水扁当局推动“入联公投”以前，就抛出了“一边一国”、“公投制宪”、“四要一没有”、“终统”等“台独”分裂言行，可以说“台独”图谋早就暴露无疑，但美国政府却不断在各种场合强调美台之间深厚的“朋友·伙伴”关系。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杨苏棣2006年5月在台北美国商会的演讲中，就强调说，“在台湾突出的演变中，美国一直是台湾亲密的伙伴，今后也会继续如此”，从1950年代初期以来，“美国始终是台湾走过困境时坚定不移的伙伴”；我们有意见不同的时候，就像亲密的朋友之间也会有不同意见。[xiv] 在陈水扁明确抛出“入联公投”，美国国务院表达反对立场后，杨苏棣依然强调台湾是美国的伙伴身份，认为“美国身为台湾的伙伴，觉得有义务对台湾打算推动台湾入联公投一事，表示意见”。9月11日，美国主管亚太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柯庆生在美台“国防工业会议”上发表演说，在详细阐述美国政府反对“入联公投”立场的同时，也没忘记特别强调说，“台湾在敏感的区域中占有微妙的地位，是美国的重要盟友”，“美国仍将是台湾人民未来追求更大利益时的坚定伙伴”；“美台关系一如以往的密切和互惠，美国和台湾人民之间的友谊具备深厚基础，目前双方的一些政治歧见只是美台广泛关系的一小部分”。柯庆生提到说，“美国作为台湾的朋友，有义务警告台湾，这项入联公投的内容不仅规划不周，也潜藏很大的伤害性”；“朋友也有义务警告那些往不明智方向前进的朋友”；“我们不愿意公开表达我们与陈水扁政府在公投或其它任何政策上的歧见。台湾是美国的长久朋友，我们不乐见彼此在重要议题上有重大分歧”。[xv] 在美国不断凸显台湾“朋友·伙伴”意象的情况下，陈水扁“麻烦制造者”的意象就显得相形见绌。虽然美国意图将陈水扁与台湾进行区隔，但陈水扁却不会因此而接受这样的区隔，而只会更加强调他与台湾的一体关系。陈水扁经常以“保卫台湾”、“守护台湾”的“台湾之子”自居，美国的这些表态反而会让陈水扁觉得无论他采取什么行动，美国都不会抛弃台湾这个“朋友”和“伙伴”，只要他将自己与台湾更加紧密地“捆绑”在一起，即使美国对他的“台独”活动有不同看法，但基本上还是在不满意但尚可容忍的范围之内，因此他可以肆无忌惮地推动“入联公投”。

美国对美台“朋友·伙伴”关系的强调，加上在反对“入联公投”的过程中始终拒绝采取对美台关系有实质性的“惩罚”动作，也未能形成对陈水扁的有效制约。有美国学者认为，只有将台湾视为“一个成功的伙伴”，而不是“一个麻烦”或“一个挑衅者”，才能够达到政策效果，“羞辱和孤立台湾的决策不但破坏台海的稳定，更削弱华盛顿对台北的影响力”。[xvi] 实际上，由于在美国的意象认知中，台湾是朋友，是伙伴，导致美国在进行反对“入联公投”的政策宣示、出台某些惩罚性措施时就会投鼠忌器，在政策宣示的层级、方式和采取行动上均有所保留。美国对外政策部门表态官员的层级，在某种意义上反映出美国对某项议题的关注程度。2003年12月，温家宝总理访问美国时，布什总统所作“最近台湾领导人的一些言行有可能导致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这是美国所反对的”的表态，就被不少人解读为美国在不支持“台独”方面最高层级的反应。在“入联公投”问题上，美国政府的前期表态基本上停留在国务院发言人、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美台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副国务卿、副助理国务卿、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主任的层级上，在一系列的警告无效后，美国国务卿赖斯才出来表态，并没有再提升到更高层级的官员。而且，美国在强调反对陈水扁推动“入联公投”的谈话中，也充斥着美国对台湾经济、民主的赞誉和对台湾安全的承诺。美国第一副国务卿内格罗蓬特就表示，“我们强烈支持台湾的民主， 我们支持台湾的经济，我们对台湾蓬勃发展的经济印象深刻”，“我们依据台湾关系法，致力于台湾的防卫。所以当我们讨论台湾的情况，我们要在良好友谊的框架内讨论”。 [xvii] 美军太平洋司令基廷7月24日在演讲中一方面表示反对“入联公投”, 但另一方面又说“美国有能力迅速采取军事行动, 保卫台湾免受中国的袭击”。柯庆生在演说中也明白无误地表示“美国反对中国威逼台湾是无庸置疑的”，“美国坚决反对北京动武，并很严肃看待动武的可能性”。[xviii] 杨苏棣也强调，“美国是台湾坚定不移的伙伴，并兼顾台湾的安全需求”；赖斯同样表示说，美国仍然致力于维护台海和平与安全，反对任何武力威胁或单方面改变现状的举动。这些言论加上美国在过去对陈水扁进行“台独”分裂活动时并不坚决的表态和没有实质意义的“惩罚”，都无异于向陈水扁传递一种信息，即使因为“入联公投”引起台海地区的紧张和安全危机，美国依然会坚守对台湾的安全承诺，帮助台湾“防卫”大陆的“武力威胁”。就由此可见，在美国的意象中，台湾是美国的“朋友”与“伙伴”，而中国大陆却可能是台湾安全的“威胁者”，这种意象的偏见也导致陈水扁无所顾忌。

三、“朋友·伙伴”意象对美国台海政策的局限

    美国在陈水扁当局推动“入联公投”问题上的政策保留和态度暧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美国对台湾“朋友·伙伴”认知意象的片面性和局限性。由于美国与台湾之间的意象并不是简单的双边意象，在很多时候会投射到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发展上，亦会影响到大陆对台政策的动向，如果美国对台湾坚持某种盲目的意象认同，就可能导致政策不到位，损害美国的政策公信力，也得不到两岸民众的支持，反而被台湾方面的某些政治人物和“台独”势力所利用，从而不利于台海地区的和平稳定。总体来说，美国对台湾“朋友·伙伴”意象的盲目坚持可能会导致其台海政策出现以下局限。

第一，无法解决对台湾的长期意象和台湾当局某些政治人物短期挑衅行为之间的矛盾。毋庸置疑，美国对台湾“朋友·伙伴“意象的形成是一个长期认知的过程，一旦形成，反过来又会对美国的认知过程发生反作用, 具有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影响。从积极层面看, 意象本身包含一定的合理、真实的成份, 有助于简化认识过程。从消极方面来分析, 长期意象一经形成便具有较高的稳定性, 很难随现实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所以它又是导致“封闭型”意象的重要因素, 不但使人们局限于原有的认知框架内认识和观察问题, 而且还容易在决策者认知过程中形成“认知偏差”。[xix] 美国对台湾“朋友·伙伴”意象的认知并不能适用于美台关系的任何时候和任何场合，特别是但台湾当局领导人进行“台独”挑衅时，就要充分考虑到过分强调“朋友·伙伴”关系是否会造成某种政策伤害。1995年李登辉访美导致两岸关系紧张，到1999年李登辉抛出“两国论”，再到陈水扁上台后提出“一边一国”、“公投制宪”、“入联公投”等导致两岸关系多次濒临危机边缘，美国都不断地发表言论或威胁进行惩罚，希望迫使台湾当局收回他们的言论或者进行澄清和解释。但是，效果却往往并不理解，李登辉和陈水扁都对美国玩弄两手策略，一方面进行所谓的澄清或说明，另一方面在岛内和两岸强化他们的“台独”主张。陈水扁甚至公开呛美，表示“不做美国的龟儿子”，质问美国“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他还消遣美国说，如果美国和台湾建立“外交关系”，“入联公投”可以考虑停办，但这可能吗？陈水扁之所以敢对美国如此态度，他自己的解释是，因为“台湾绝对是美国最忠实的友邦，而美国也是全世界对台湾最友善的朋友”，纵使美国政府提出公开的批评，特别对“公投入联”的议题有某些不同的保留意见，又有一些非常担心的地方，“但是我们仍然将它解读成善意。”[xx] 也就是说，美国一味地坚守其对台湾的“朋友·伙伴”意象，盲目强调与台湾的朋友情谊和伙伴关系，导致其反对“入联公投”的信息并没有被陈水扁所接受，或被陈水扁刻意忽视。一种旦台湾的领导人在采取“台独”挑衅行为时，感觉不到美国实实在在的压力，认定美国不会采取实质性制裁或惩罚措施时，就可能“强化不妥协的态度，减少了对于威胁和价值平衡的敏感性，增加了冒险的决心，增加了极端行为的可能性”[xxi]。

第二，无法取信于中国政府和两岸人民，反而使他们质疑美国的台海政策从一开始就带有倾向性。美国对台湾的“朋友·伙伴”意象反映出的不仅仅只是对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孤立的心理认知和制度认同现象，其背后实际上折射出美国长期以来在台海两岸玩弄所谓的战略平衡和两手策略。美国对外政策中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偏见，加上利用台湾问题遏制中国崛起的长期考虑，使得美国在制定台海政策时从一开始就带有浓厚的主观色彩，他们担心批评台湾会不会导致中国大陆从中渔利，会不会向大陆发出错误的信息，在制定政策时就表现得畏首畏尾，进退失据。美国一方面强调不支持“台独”，表示要维护台海地区和平稳定，同时又不希望因为批评陈水扁而伤害到美台“朋友”与“伙伴”关系的做法，会不可避免地让中国政府和两岸人民对美国政策的可信度和有效性表示质疑。在陈水扁推动“入联公投”期间，中国政府就对美国依然不断强调对台安全承诺的做法表示不满，多次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履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恪守在台湾问题上向中方作出的郑重承诺，停止售台先进武器，不向陈水扁当局发出错误信号，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大局。有大陆学者也观察到，对于陈水扁处心积虑地改变现状的“台独”图谋, 布什政府虽然不止一次地表示不满甚至反对, 但始终没有对台湾当局采取实质性的制裁或惩罚措施。美国所采取的一些措施如禁止陈水扁过境美国本土、推迟移交售台武器或不准他在美国发表公开言论等, 都不伤及台湾的核心利益或生存问题, 不会使美台关系受到太大损害, 也就不能阻止陈水扁任何一次“台独”言行。[xxii] 连台湾学者也注意到，台湾入联公投问题已点燃民进党当局与布什政府之间的战火，在美方大幅降低陈水扁过境美国的规格之后，台北被迫吞下苦果，看似输了一招，但北京显然认为华府尚未尽力。[xxiii] 实际上，美国模糊暧昧的表态也并没有得到台湾民众的认同，根据台湾《中国时报》2007年8月22-23日所做的民调，在美台因“入联公投”引发矛盾后，认为美国是可以信任的“友邦”的台湾民众，比例只剩29%，37.5%的人则坦言美国并不是可以信任的国家，不信任美国的台湾民众反而超过信任美国的民众比例。[xxiv] 由此可见，美国意在平衡的台海政策反而陷入左右不讨好的尴尬境地。

第三，不利于美国决策部门加强对台湾问题重要性和“台独”危险性的认知，不利于台海地区长期的和平稳定发展。美国政府和国会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对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敏感性和重要性，以及“台独”可能引发台海地区危机的危险性认知不足。不少美国政府的官员和国会议员长期受到台湾当局的游说和影响，潜意识中已经烙下台湾是“朋友·伙伴”的意象，这种意象在决策过程中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左右美国政府和决策团队对台湾问题的理解。比如在“入联公投”的事件中，美国最后不得不将“入联公投”归咎于陈水扁的个人挑衅行为，认为只要直接诉诸台湾人民，寄希望于台湾新的领导人，就不仅可以超越这个问题所带来的麻烦，而且能够保证美台“朋友·伙伴”关系的延续。实际上，美国的这一策略带有明显暂时性和权宜性的特点，在认知心理学中被称作“基本的归因错误”，即它忽视某种行为产生的复杂的环境因素, 而将行为看成是行动者自由选择的结果, 是个人稳定和人格品质的一种系统反映, 忽视了个人行为背后更为深刻的历史、政治、文化、社会等等因素。[xxv] 陈水扁推动“入联公投”除了他的人格特质外，背后其实还有着深刻的政治、社会背景和选举考量，美国很难将当时还是台湾当局领导人和对民进党有重要影响力的陈水扁与台湾社会做完全的切割，从而达到阻止陈水扁举办“入联公投”的目的。那种认为只要区隔了陈水扁，就消除了岛内的“台独”隐患，美台依然可以保持“朋友·伙伴”关系的想法是短视的，也无法从根本上消除威胁台海和平稳定的潜在因素。

四、结  语

美国认同台湾是“朋友”和“伙伴”本无可厚非，只要不损及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国家利益，美国和台湾保持友好的非官方民间经贸往来关系，中国政府并不持异议。但是，美国对台湾是“朋友·伙伴”的固有意象，似乎已经成为影响美国台海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已经影响到美国对“台独”危险性的认知，以及对李登辉、陈水扁等“麻烦制造者”的态度；特别是这种刻板意象可能会导致美国对中国处理台湾问题的立场产生认知偏差，从而出台一些带有明显倾向性、局限性的政策。这种情况如果继续下去，将不利于台海地区长期的和平稳定，以及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形势下对台战略和策略研究”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