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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三伦五常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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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庆60周年观礼台上
新三伦五常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李汉秋
一、应建设百姓日用伦常规范
中国传统文化是伦理型文化，作为其主干的儒家学说主要是一种伦理道德学说。我们今天研究儒学不能不重视其伦理道德精蕴。
包括伦理道德规范在内的价值规范系统，是一切文化的核心，也是我们建设新文化的核心课题。我们研究“儒学的当代使命”，不能不研究儒家伦理道德规范在今天伦理道德建设中的意义。
在一个世纪多的时间里，中华传统文化经历了三次浪潮的冲击。第一次是洋炮轰击下的自我否定。第二次是“革命”名义下的“彻底决裂”。以权力来推行，以“运动”来裹胁，全民都被卷入，杀伤力深入到社会基层。第三次是洋风吹拂下的失忆冷漠。第二次浪潮刚刚结束，人们还来不及文化康复，西方强势文化就以时尚的妆束乘着商业巨风席卷而来，许多人对传统文化的失忆状态还在继续，对生我育我的中华文化缺少温情和敬意，对振兴中华文化的呼声反应冷漠，不想进行文化反思以提高文化自觉，道德价值在经济理性冲击下复甦步履维艰。
所幸者现在的主流意识已在日益醒悟，并且不断进行文化战略调整。例如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报告明确写道：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要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2007年支持李汉秋在全国政协第十届第五次全体大会上建言《弘扬仁义礼智信》；2008年采纳李汉秋等的建议将传统节日清明、端午、中秋、除夕列入法定节假日，等等。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政治是社会生活的主旋律，政治化的国家伦理规范独尊，百姓日用伦常不被关注，甚至被冲击。进入新时期后，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提出要加强“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两大领域建设，到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加上一个“家庭伦理道德”（后改为“家庭美德”）建设，到2007年的中共十七大又加上一个“个人品德”建设。至此已注意到道德的四大领域。与此相应，引导人们自觉履行的除“法定义务、社会责任”之外还有“家庭责任”，并说要“用正确方式处理人际关系”。至此可以说已注意到百姓日用伦常。而我们的传统美德本来就深深扎根于百姓日用伦常之中。我们的新道德建设应当继承传统美德的这一优良传统，弥补过去几十年的缺失，下大力气建设百姓日用伦常规范。
二、三大人伦节日
在中国伦理思想体系中，人伦关系占有重要位置。先秦原始儒家讲的“五伦”，有的（如君臣）已不适于今，现代最重要的三大人伦关系应是：亲子关系、夫妻关系、师生关系。继承中国人伦关系的双向互动的优良传统，我们现代的三大人伦关系应当是在人格平等基础上的、互惠互动的、双向的人伦义务：亲慈子孝、夫妻情爱、师生恩义。这样的人伦关系充溢着浓厚的人情味。人们对人伦规范认同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情感内化的过程，人们的伦理关系和道德行为具有情感化的倾向。
节日是人们祈愿的生活状态,具有丰富的理想因素和情感因素，具有提升精神的作用。节日是好载体，它有几大优势：首先是广泛性，群体性参与，覆盖面广；其次是周期性，每年周而复始，不断重复强调，入心至深；再次是欢娱性，寓理于乐，而且有丰富的感情色彩，以情动人。即使从文化普及和教育推广来说，节日也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我们的人伦规范建设，怎么能不重视这么好的载体？怎么能不建立咱们自己的三大人伦节日？
我国的传统节日一般都是综合性的，缺少单项突出的人伦主题节日，如情侣节、母亲节、教师节等；而现代社会又很有表达这种人伦感情的需要，于是西方的此类节日就趁虚而入。但异质文化的人伦节日难于承担传承中华人伦传统之任。而且长此以往，势必影响中华文化的主体地位，不利于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培育。建议主动设置植根中华文化土壤的以夫妻、母子、师生三大人伦关系为主题的情侣节、母亲节、教师节，以推进三大人伦规范的建设。
中华情侣节（七夕节）
1989年我国政府决定以重阳节为中华敬老节是个成功的范例，现在可以照例以七夕节为中华情侣节。
爱情是永恒的题目，情侣夫妻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人伦关系之一。以牛郎织女为形象代表的七夕情侣节，不是单属未婚情侣，而且涵盖各个年龄段的夫妻情侣。七夕爱情观强调的是婚姻自主而非屈从外力，看重的是人格人品而非权势财富，赞扬的是忠诚坚贞而非轻薄浮浪，追求的是高尚情爱而非一时情欲，赞赏的是勤俭持家而非好逸浮华。应当说这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一种表现，而且与时代精神相融通，是现代人应当继承发扬的，是有利于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抵拒不良风气影响的。在建设和谐文化体系的今天，我们应当从传统七夕节所固有的文化蕴含中，提升出积极健康的夫妻情爱和爱情观，作为中华情侣节的精神，并创造出适合今日人际交往和社会活动的节庆方式，把传统和时尚融通起来，年复一年地发展出为广大群众所喜欢的七夕中华情侣节。祈请各级党政职能部门，一方面积极支持、鼓励开展七夕中华情侣节的健康活动；一方面在适当时机以适当方式宣布七夕节为中华情侣节。我们的美术家可以设计“鹊桥会”等工艺美术品，音乐家可以将秦观的《鹊桥仙》谱为情侣节歌，民俗学家可以将七夕乞巧的民俗介绍给大众，文学家可以介绍和创作赞颂七夕的佳作，商家照样可以推出适时令的花卉和应节礼品……。
中华母亲节（孟母生孟子而成母亲的农历四月初二）
亲慈、子孝，是天然形成的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母爱、爱母可以代表亲子关系的这两方面。爱子必然教子，母爱必然提升为母教，落实在母教上。母亲的素质决定着人类和民族的未来。母亲教育是民族素质建设和人才资源开发的原始性、长久性的基础。因此，有识之士不断呼吁要重建母亲意识，发扬母教传统，振兴母教文化。人们很自然地想起了“孟母教子”的中华传统。我国历史上有不少很伟大而且很有影响的母亲，孟子的母亲仉（zhang）氏是最突出的一位。两千年前西汉时的《韩诗外传》和刘向的《列女传》就有翔实记载。近八百年以来中国最普及的儿童读物《三字经》中有：“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中华儿女耳熟能详。中华母亲节应当发扬这种优良传统，这是中华母亲节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爱子和孝亲是双向互动的。父母给予子女生命，对子女有一种出于本能的无私的慈爱。子女在母体中孕育成长，本来就依恋父母，又不断感受到父母的教养之爱，很自然地滋长着亲情回报的爱心，这种知恩、感恩、报恩的情感、品性、行为就是孝。这是人性的自然感情。我们中华母亲节一面提倡母爱、母教，一面提倡爱母、孝亲。人类的美好感情，包括体验和感受感情的能力，需要精心保护、加意培养。如果家庭里的“小皇帝”、“小太阳”认为父母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应当的，对亲情已经麻木、不会感知爱，那就不懂亲情回报、不会报答爱。从小以个人为中心、不懂得孝亲，长大后就是自私的人、不懂得奉献。设立中华母亲节，就是为了让天下父母的爱心有一个得以彰显、让人认真体认的节日；让天下子女的孝心有一个受到唤醒、并精致表达的节日。异质文化的母亲节既难于传承儒家的亲子伦理传统，也难于传承中华孝道传统，而这两方面正是中华母亲节的内涵。我们要在经济全球化的挑战中，坚守住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在捍卫世界文化多样性中，展现中华母亲节文化的光彩。
不同文化的母亲节形象代表都有不同的文化个性，流淌着自己民族文化的血液，承载着自己民族的民族精神。美国母亲节是美国文化的产物。最初提出此想的贾维斯夫人是当时美国格拉夫顿城教会主日学校的总监，美国南北战争后她在学校里负责讲述美国国殇纪念日的课程，讲述美国南北战争中捐躯英雄的故事，她提出应当设立一个母亲节，以慰藉为国贡献出英勇战士的母亲们。她愿望未实现便逝世了，她的女儿安娜•M•贾维斯（1864——1948）终身未婚，一直陪伴母亲身边，1905年她母亲逝世，1907年开始她为母亲遗愿正式发起创设美国母亲节，得到教会、教堂的支持，她纪念其母的活动与教会仪式相结合于五月份的第二个礼拜天在教堂举行。经过七年的努力，19 14年美国总统威尔逊宣布美国母亲节就定在五月份的第二个基督教礼拜天。从上述可见，美国母亲节同美国历史、美国宗教有不解之缘，有鲜明的美国文化的印记。在世界多数国家未有自己母亲节的情况下，随着强势文化的推行，有些人跟着过美国的母亲节，但远非“世界的”。欧洲文化跟美国文化很密切，但许多欧洲国家仍有自己的母亲节，法国在美国的十四年之后即1928年才设立母亲节，也没有跟着已有的美国母亲节，而是定在5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葡萄牙、西班牙、瑞典、匈牙利等也没有跟美国。同处美洲，尼加拉瓜在5月30日，阿根廷在10月的第二个星期天。非洲的埃及、南非、中非共和国等都有自己的母亲节。亚洲国家印尼、韩国、印度、黎巴嫩等都没有取同美国，泰国1976年宣布8月12日为自己国家的母亲节。阿拉伯地区的大多数国家都以3月21日“春分”为母亲节，都植根于自己的文化。据不完全统计世界上已有四十多个国家设立了自己的母亲节。并无国际组织宣布美国母亲节是“国际母亲节”，我国党政部门也从未宣称“国际母亲节”，一些媒体因不察而误把美国母亲节当作国际母亲节大加宣传，切望改正。
中华教师节（孔子诞辰日）
1985年为提倡尊师重教，选择了新学年开学不久的9月10日为教师节，但未考虑这日子本身原本有无特定的文化内涵，对于弘扬中华师道文化和培育民族精神有无特定的底蕴。这受当时条件的制约，我们无意苛责。历史发展得很快，今天，我们对孔子有了更科学、更客观的认识，恢复他的伟大教育家的历史地位，把他的诞辰日恢复为教师节，已经有了可能。
孔子是中国文化的象征，已成为举世公认的人类文明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之一。美国出版的《名人年鉴手册》列出世界十大思想家，依次排在前头的是：孔子、柏拉图、亚里士多德……。1988年1月，世界各国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开会，会议传出声音说：“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二千五百年，去汲取孔子的智慧。”他在中国文化和教育传统的形成发展中发挥了广泛、持久而深远的影响，是具有强大凝聚力的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博大的教育思想和卓越的教育实践，是中华民族教育精神的集中体现，并不断焕发出新的生命活力。
孔子是我国历来公认的“万世师表”，以孔子为教师节的形象代表源远流长。据专家考察，我国尊祀孔子的制度化与公元同其始，即恰巧从公元元年开始。唐太宗贞观四年（公元630年）下诏州县皆立孔庙，标志着全国性的祭祀孔子。唐以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方学校旁均立孔庙逐渐成为定制。宋徽宗时，孔子已成为学校中“释奠”礼的中心。到清雍正五年（1727年），正式确定以“八月二十七日先师诞辰”――孔诞为全民性的节日。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学校制度改革兴办学堂时，在学堂管理通则中就明确规定“至圣先师孔子诞日”为“庆祝日”。1939年民国政府相沿确定以农历八月二十七日孔子诞辰为教师节（后来换算为阳历是9月28日），至今在中国的台湾、香港以及马来西亚、美国的加州等都以孔诞为教师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1年决定以五一国际劳动节为教师节，1985年又决定以9月10日为教师节。可见就在最近短短的几十年中，教师节也是在随着人们认识的变化而改变的。而这几十年，在漫长的历史传统中是很短暂的。随着我们对传统的认识的转变，我们的教师节也应当转变而继承优秀传统。
现在马来西亚和美国加州已经把孔子诞辰日9月28日定为教师节。世界各国的汉学家纷纷表示希望中国也以孔诞为教师节。200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决定颁发“孔子教育奖”。对孔子的崇敬表现了对中华文明和中华优秀教育传统的尊重。在孔子的祖国我们更应当举起这面旗帜，这不仅能增强尊师重教的现实社会意义，而且能体现中国教师节丰富的文化历史内涵。2005年我国决定在国外建的汉语学院都称“孔子学院”（原计划五年建百所，结果不到一年就逾百所），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决定以9月28日孔诞为全省“终生教育日”，中国人民大学以九月份为“孔子文化月”，这些都为以孔诞为教师节作了准备，可以说已经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我们期盼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教育主管部门能够顺应民心，采取相应举措。碍于现行的教师法，我们可暂称孔诞为中华师表日，待教师法修订后再正名。
三、新五常：公仁义诚勤
道德德目很多，我们不可能也没必要把各个方面的道德要求一一罗列让全社会记住背出。同一道德体系中主要德目的道德精神是相通的，我们要选取处于核心位置的能够统摄、支配、辐射整个道德体系并能长久起作用的“常德”，作为核心道德，把它们突出出来，抓紧不放，不求立竿见影，务要一代复一代，持之以恒地教化下去。这种核心道德的教化不能经常变，不能没有连贯性，不能一阵风，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在全社会扎下根，就会枝繁叶茂。核心道德抓好了就能收到举一反三之效，做到一通百通，触类旁通，融会贯通。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和十七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战略任务，这对于我国进一步建设核心道德，是强有力的推动。
中华民族的新道德必须与中国人意识和潜意识中的传统美德相承接，才能生根成活，才能持续发展。这样做也便于将潜藏于国人心中的传统美德复苏起来，培育起来。以什么德目代表传统美德呢？我以为，作为整体德目，可以“仁、义、礼、智、信”这“五常”为代表。常者恒也，古人认为其精神可以超越时空而长久起作用。五常不仅是五种具体的的核心道德项目（德目），成为其他诸多传统美德的“母德”、“基德”；而且形成并高度概括了中华传统道德的核心价值理念和基本精神。作为中国传统伦理体系中的核心因素，在华夏神州已影响人们两千多年，贯穿中华伦理和中华文化的发展中，成为民族精神的构成元素，成为全世界华人文化的根，是中华文化能发挥凝聚剂作用的重要因素。
道德观念总植根于一定时代的经济和社会基础，总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传统美德的合理内核包含着具有相当普适性的内容，但也要经过现代转换，才能适合当今新时代而得以传承。而只适合于封建时代的那部分内容，就应当或予改造或予扬弃。而对于适合新时代新生活的常德，则应着重提倡，概括出新五常。核心道德的确立决非一蹴而就，也非一人之功，往往要经过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允许有不同意见不同方案的讨论比较，经过集思广益，逐渐取得共识，最后由权威部门颁行。讨论的过程就是宣传发动和宣传教育的过程，有关职能部门应当有意识地通过有关学术团体和媒体组织讨论。我试着提出五个字，看看能否作为一种意见抛砖引玉。
公 为公之心。在汉语里“公”的含义很丰富：可与个人、“私家”相对，指公共、“公家”（国家、单位、集体）；可与“私心”相对，指人的“公心”；可指社会和为人的公平、公正、公道，等等。公心、为公，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两千多年前的《礼记•礼运》就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作为大同世界的最高理想，一直涵养着、鼓舞着中华民族。中华伦理培育了一种整体主义精神，强调公私之辨，把“公义胜私欲”作为道德的根本要求，把“公”作为道德的最后标准，强化了对社会、对国家民族的义务感和历史责任感。现在它更是我们以公有制为主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对于我们来说，为公就是为祖国、为人民；公心就是把祖国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心中最重要的位置，发扬集体主义精神，努力建设公平、公正、公道的和谐社会。有了这一核心德性就会生发出诸多美德，焕发出时代精神。
仁 仁爱之忱。仁是中华民族道德精神的象征，孔子倡导“仁者爱人”，并把仁爱由亲人推广到所有的人，“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仁几乎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德和恒德，不仅是最基本的、最高的德目，而且是最普遍的德性标准，成为传统道德理念。至今仍称有德者为“仁人”，骂无德者为“不仁”。在中华文化中，仁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特性。
仁不仅是中华传统美德的核心，而且成为人生追求的最高道德境界、成为道德信仰和信念。“仁者爱人”，核心是爱护人、关心人、尊重人。把爱内化为人的内存德性，养成爱心。人人都以爱心善待他人、善待社会、善待自然，就能构成仁爱和谐的关系、仁爱和谐的社会。这不是无缘无故的爱，大而言之，这是对于人类一份子的本质要求；小而言之，这是人民利益根本一致基础上的爱。自古以来这就是人文精神的核心，渗透于各种人类进步文化；经过现代转换之后，又渗入各种现代文明，成为现代人文精神的基因；。以仁为核心形成的古代人文情怀，经过现代改造，可以转化为现代人文精神，成为“以人为本”的精神资源。马克思主义把它升华为“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中国党和政府把它落实到“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以及“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价值目标。
世间万物万事中，人是最宝贵的，人是社会的惟一主体，是万物之灵长，宇宙之精华，是最应当受重视、关心、尊重、爱护的，是高于一切的。人文精神的核心，我理解为：对人的价值、人格尊严的尊重，一方面千方百计改善和提高人的生存状态、生存意义和人生境界，另一方面构建高尚的人类价值体系以引导人如何做人。长期的封建社会和封建观念就是不把人当人，只重权力不重人；到了资本主义那里则是只重金钱不重人，使人异化为物的附庸。要铲除这种人类不自爱的思想恶习可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在物质生产还不能充分满足人类需要的历史条件下，在人类还不能平等相待的历史条件下，重权不重人、重物不重人、重钱不重人的恶习总会或此或彼露出头来。冷漠、缺少爱心，已成为当今的社会病，比如因没有谈好价钱，竟然见死不救，睁着眼看活泼泼的生命被水吞噬。面对这种现实，我们应当大力弘扬和培育人文精神。而现代人文精神应是现代道德的重要基本元素，甚至是核心。
义 正义、道义、公义。 义者宜也，是合宜、应该的意思，是作为人，应该依归的人间正义，应该遵循的最高道义、公义。把义作为人的根本特点和基本价值取向，是中华道德精神的精蕴。作为判断是非善恶的基本道德规范，义是为人立身处世的根本，是人间正道的准则和向导。“舍生取义”的献身精神，与“杀身成仁”并行，成为中华民族崇高道德人格的光辉写照。在中华文化中，义是人之为人的根据，对人生的终极目标和根本价值的思考与追求，体现为对义的思考与追求。义与仁同为中华传统美德最核心、最基本的两德，义与仁并用为道德的代表：“仁义道德”，“仁至义尽”，“假仁假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义成为一种人生观、人生价值观：“义不容辞”、“义无反顾”、“见义勇为”、“大义凛然”、“大义灭亲”、“义正辞严”。义的内涵随着时代不断发展，一直活在中华儿女的心中口中，并没有过时，义是人生的责任和奉献，义诊、义演、义卖、义务……，至今仍是中国人崇尚道德的代名词。
“义”与“利”关系的处理是价值观的核心，至今仍是道德的试金石。见利思义、以义制利、义以为上，是重要的中华传统美德，在市场经济中特别要讲究 “义利之辨”。在人类历史的很长时期，利益驱动是人类进步的杠杆，我国历史已经证明，过早一概批判 “物质刺激”，不利于生产力发展。因此，在拨乱反正时强调一下物质利益、发财致富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能长期过分宣传发财和对物质的追求。在舆论上也要讲究生态平衡，要掌握好“度”。我看现已过热。所谓“正其谊（义）不谋其利”，从字面上看显然太偏激，其实就像我们讲“大公无私”一样，这是一种强调，不充分强调“义”和“公”，就不足以抑制“利”和“私”的膨胀和消极作用。我们应当像强调先公后私、先人后己一样强调先义后利，以此来抑制见利背义、要利不要义、赚昧心钱、发害人财等道德沦丧之风。儒家伦理中这方面的丰富资源我们也要加以开发利用，帮助人们正确对待金钱财富物质欲望，正确树立人生价值观。
诚 为人之本。诚信是做人的根本，也是社会正常运行的道德基础。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诚信被儒家称为“进德修业之本”、“立人之道”和“立政之本”。
我们经常诚信联用，“诚”是“信”的内在基础，“信”是“诚”的外在表现。诚本身强调的是真诚，诚是道德的真，真实无妄，诚最基本的含义是诚于已，诚于自己的本性，真实不欺，真心实意，诚心诚意。“诚”是诚实的道德品质，是做人的根本。既不自欺，也不欺人。“诚”的对立面是伪，是假，伪妄，虚假。所以，“诚”的命题是要解决真伪的问题，属诚伪观的范畴，是人生、人格的最基本问题。诚是要解决真假的根本问题。我们从来都是把真善美与假恶丑相对立，真、善、美从根本上说是统一的，真是基础，真的才可能是善的、美的，真是最根本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的《决定》讲到“诚信缺失”，最可怕的就是缺失做人的真诚、做人的起码人格、做人的基本态度，这是提高民族素质的基本问题，需要长期努力。为人真诚才能对人讲信用、对工作敬业、对学习诚心。“诚意”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
讲诚信是中华民族共认的价值标准和基本美德。信用危机绝不仅仅是商业危机，而且是深刻的道德危机、精神危机；它不仅破坏经济，而且腐蚀人心、涣散社会、毒害民族！《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把“诚信”列入20字基本道德规范中，并将它作为当前着力抓的重点，是非常正确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由家至国至天下，一切从修身做起。而修身的起点是“诚意”，要从根本的心、性修养起。“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心性是内在的，根本的，修养内化到心性才算修养到家，所以也是修养的目标。这也是古代的改造主观世界。心性不正，学一些政治用语，那只是外在的，只用来修饰门面，这就叫不诚。儒家也要求官吏讲诚信，“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古人强调“诚为本，术为末；诚则人多自附，术则物终不亲。”这是对的。现在社会上有一股风，津津乐道如何弄权术、耍手腕，介绍历代名人的“谋略”、“智慧”、“权术”的书一套一套层出不穷，充斥书摊，有的简直就是改头换面的“厚黑学”，却美其名曰“领导艺术”。干部、政治家，尤重真诚，只有真诚才能取信于民，提高公信力，推动社会风气好转。弄权术可以忽悠、耍弄人于一时，但“终不亲”--被人民和历史所疏离。文学艺术中曹操“奸雄”形象之遭唾骂，就是明证。舍“诚”逐“术”是“讲正气”所应拒斥的，如果让它占了上风，我们的民族正气就遭玷污了。可怕的是受污染的一部分人还总以能耍手腕、善诡辩为聪明，笑诚实人是书呆子、傻瓜。这是善恶是非颠倒的大不智。
勤 勤劳、勤俭、勤奋。勤劳勇敢是世所公认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中华儿女以勤劳自立自强，历来依靠勤劳而在世界各地创业。勤俭的传家宝不能丢，勤能补拙，俭以养廉，以理节欲，防微杜渐。能自我约束而不贪，谓之“廉俭”。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要代代相传，建设节约型社会，反奢华、反浪费、珍惜一切资源。勤奋则不仅“勤”而且有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勤奋是智慧的双胞胎，懒惰是愚蠢的亲兄弟。勤奋是创新的基础，创新是发展的灵魂。勤于创新勇于改革，勤于进取勇于开拓，这是由“勤”发展出来的时代精神的核心，全社会应当共同提倡、培育、弘扬。
精神文明建设是整体性的系统工程，就道德抓道德是不够的。应当以文化涵养道德，以道德提升文化。传统美德是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优秀传统文化是传统美德的重要载体，传统美德依托优秀传统文化而传扬。建议在学校教育和整个国民教育中加大优秀传统文化的份量。把仁义礼智信作为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内容，把新五常公仁义诚勤作为核心道德，纳入到学校的教学内容之中，逐步实现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并落实到精神文明建设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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