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中国正名：中国的非洲战略与国家形象

李安山

全球化将中国与非洲更紧密地联系起来。中国的非洲战略日趋成熟并引起世人瞩目。不断扩展的中非关系屡遭西方大国及媒体的误读、曲解以至攻击，非洲舆论也受其影响。2006年，英国外交大臣提出：中国目前在非洲所做的事正是英国150年前所为。这一论调引发国际上对中国非洲战略的激烈讨论。由于西方话语占主导地位，中国的国家形象受到损害。

本文的“国家形象”特指一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即别国对该国的总体印象和看法，主要包括三个层面：政府观点、学者评论和民间（包括非政府组织）印象。在资讯发达的今天，国家形象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乔舒亚·雷默认为这一形象“在某种意义上将决定中国改革的前途和命运。”[1] 然而，话语权的存在和资讯技术的多元往往使这种形象与现实不符。正面国家形象的塑造需要政府和公民的主观努力。值得警醒的是，宣传是中国非洲战略的弱项，这已为美国战略学者注意。[2] 本文认为，中国的非洲战略对国际秩序产生了重大影响。作者反驳了对中国非洲战略的误读，并提出了塑造正面国家形象的有关策略。

一．         中国的非洲战略及其对国际秩序的影响

中国非洲战略是国家战略的有机部分，既构成发展战略（如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与国际战略（如建立公正合理的世界新秩序）密切相关。[3]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非关系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950-1978年为正常发展期。中国的非洲战略集中在打破西方及苏联的封锁，争取同盟军。中国对非援助集中在支持非洲人民的反殖民族运动、非洲独立国家的反霸斗争以及援助非洲各国的经济建设（如坦赞铁路）和促进非洲国家民族建构（如大型标志性建筑）。1979-1994年为过渡转型期。文革结束带来了战略重点的转移。这一时期的非洲战略有两个特点，配合改革开放和将重点放在与台湾争夺非洲国家。1989-1995年，6个非洲国家与台湾建立外交关系，中国外交遭受重挫，也使对台工作成为非洲战略中至关重要的部分。1995年至今为快速上升期。对非政策受到新时期战略决策的影响，逐步完成了意识形态从强调到弱化、交流领域从单一到多元及合作性质从注重经济援助到强调互利双赢的三重转变。[4]

新时期的中非关系具有四个特征：首脑外交奠定双方关系的基础，平等观念构成这一关系的灵魂，互利双赢体现了中非合作的实质，规范机制形成了中非关系持续发展的保证。[5] 然而，中国非洲战略面临着重塑正面国家形象的问题。其根本原因在于：这一战略对现存的不平等的国际秩序产生了颠覆性震荡。欧美大国长期经营的国际秩序正被中国逐渐击破：中国的政治号召力已通过2006年中非峰会表现出来；经济影响力的提升使中国成为非洲第二大贸易伙伴。西方发现：苏丹等国因有中国支持对其警告置若罔闻；尼日利亚等国对英国的忠告不置可否而对中国项目过于倾心；法国公司在尼日尔等国的交易因中国的界入已不能随心所欲；新成立的美军非洲司令部竟然在非洲大陆难以找到驻地。

欧洲联盟和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先后于2005-2006年之交发表了对非战略文件，表达了同样的担忧。欧盟学者布恩特·伯格发表文章分析了欧盟的忧虑—中国在非洲的影响日增已成为欧盟决策者的关注重点。美国认为中国对美构成双重挑战：中国保护违反人权的国家以及无视非洲国家治理和透明度问题，新兴国家在未来5年将援助翻番并加强在基础设施和其他项目的公开竞标等措施将使美国公司处于不利地位。欧美国家认为：中印等国是非洲的“新来者”或“局外人”，将对西方利益构成威胁。[6] 这种对新兴国家可能带来的麻烦和威胁的敏感说明了为何西方力图使这些国家遵守现存的游戏规则，将其纳入既定的国际体系之内。

国际事务的处理原则和国际组织的运作方式历来以西方观念和规范为依据。由于中国因素的界入，传统的国际关系正在改变：非洲在对外来援助理念、对经济制裁的看法、集体行动的一致性和对经济秩序的安排等问题上逐步形成自己的立场，西方优势正被打破。非洲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从完全被动变得较为主动。在西方看来，中国及新兴国家对战后西方集团精心构建起来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挑战极具颠覆性，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颠覆近代以来由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挑战由西方制定的游戏规则；冲击西方在非洲各方面的优势地位。

首先，中国与非洲平等合作和互相尊重的政治关系是对由西方主导的建立在现实主义理论之上的国际关系的突破。其次，中国与非洲互不干涉内政的外交方针和援助是双向的理念使西方强调只有在提高治理能力的基础上才能提供援助的主张失去法理性和实际效果。再次，中非双方在经贸关系上的互惠双赢原则使一直利用其殖民遗产继承性在非洲垄断金融、原料生产和成品加工地位的西方大国受到威胁。最后，中国的发展模式比在西方中心论基础上制定的现代化模式和发展战略对非洲更有借鉴意义。[7]

二．中国的非洲战略：误解、批判与正名

中国非洲战略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其中既有老一代领袖的思维，也有新一代领导人的贡献。从1995年以来，中非关系的迅速发展给世人留下深刻印象：既给西方以巨大刺激，也给非洲以强烈冲击。中国的非洲战略十分明确：与非洲建立政治互信、经济互利和文化互鉴的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各种误解与批判应运而生。前殖民宗主国对中非关系的发展非常敏感，一些非洲人及非政府组织也对中国在非洲的发展产生疑惑。目前，国际上的误解和指责可概括为以下负面论调：近年扩张论、新殖民主义论、掠夺能源论、漠视人权论、援助方式危害论、破坏环境论。对于前三种论调，本人曾撰文进行过分析。[8] 在此只作少许补充。

英国外交大臣杰克·斯特劳2006年2月访问尼日利亚时表示：“中国今天在非洲所做的，多数是150年前我们在非洲做的”。这是“新殖民主义论”的含蓄表达。有人表示：中国在非洲实行新殖民主义或经济帝国主义。[9] 这种误解或指责主要牵涉三点：中国在掠夺非洲资源方面与西方无区别；中非经济交往既打击了非洲同类行业，也未能解决当地就业问题；中国在政治上控制非洲国家，将苏丹等国作为自己的“前哨站”。[10]

1995年以来，中国从非洲进口的石油量不断增加。由于中、印等新兴国对原料的需求，非洲原料价格上涨很快，为安哥拉和尼日利亚等国“带来了意外之财”。[11] 新兴国家与非洲在能源方面的合作远不止这一点。除提升价格外，对能源的需求引发了国际社会对非洲的重视，非洲在海外市场、投资项目和合作伙伴等方面的选择余地大大增加。更重要的是，中国对能源方面的投资往往加上改善基础建设的项目，从而为非洲本地和外来投资者提供了更好条件。令人费解的是，西方对中国从非洲进口资源大加指责，对另外三个事实视而不见。其一，西方石油公司一直在非洲国家开采石油和其他资源。埃里卡·唐斯指出，中国在非洲的石油资产远比不上欧美。2006年，中国公司在非洲的石油产量平均每天为26.7万桶，只有非洲最大的外国石油公司埃克森美孚的三分之一。中国在非洲的项目都是欧美不感兴趣的项目，许多是国际石油公司放弃的项目。[12] 其二，中国的项目均为双方同意并通过国际市场竞拍得来。其三，中国也在与其他国家进行能源交易（哈萨克斯坦、俄罗斯、澳大利亚等）。为何无人对此进行责难？为何澳大利亚欢迎中国能源开采的合作？这是否有双重标准之嫌？

中国与非洲的经济虽互补性较强，但有些行业确实存在竞争。南非国际事务研究所副所长穆莱齐·姆贝基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对南非而言既是诱人的机会，也是可怕的威胁。[13] 这种竞争主要表现在劳动力和市场方面。一些中国公司考虑到文化差异、语言障碍和成本问题，倾向于从国内带去劳动力，这无疑给非洲劳动力市场带来冲击。目前，一些中国大企业意识到这一问题并力图纠正。[14] 中国一些产品（如纺织品）确实与非洲的同类产品形成竞争。然而，这并非中国单方面的问题，非洲企业也面临在经济全球化中提高产业水平和竞争力的挑战。即使中方自愿减少纺织品输出，其他国家（如越南、马来西亚）的纺织品也会乘虚而入。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中国应“树立大国风范，帮助有关非洲国家进行纺织品工业的结构调整，以提高其产品的竞争力，推动中非经贸合作的可持续发展”。[15]

至于中国对非洲进行政治控制的说法毫无根据。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交往历来不干涉他国内政。以中国与苏丹的石油交易为例。2003年加拿大的塔利斯曼公司撤出苏丹。中方有意购买其股份，但苏丹政府从投资多元化的角度考虑拒绝了中方请求，将股份卖给了出价更高的印度公司。[16] 中国对苏丹政府的决定并无异议。这一事实说明两点：中苏均为独立国家，有权做出有利于自己的决定；中非能源交易是一种纯经济行为。

 漠视人权论              西方政府以及媒体对中国的攻击之一是中国忽视人权，英国皇家非洲学会会长理查德·道登甚至认为“中国人喜欢和不民主的政府打交道。”[17] 在“漠视人权”或“支持独裁政权”的指责声中，中国奉行独立的外交政策与苏丹、津巴布韦等国政府发展友好关系都成为罪状。[18] 中国与苏丹合作的成果之一是苏丹从石油进口国变为石油出口国。对于达尔富尔危机，联合国环境署的最新报告指出，其主要根源是环境恶化。[19] 中国坚持通过平等对话协商的政治方式解决危机，并一直在发挥建设性作用。由于中国的推动，苏丹原则上接受安南秘书长三阶段维和方案并表示愿进一步显示灵活。中国支持非盟及相关国家为解决地区冲突所做的努力；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继续支持并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为使达尔富尔问题得到妥善解决，中国向苏丹派出维和工程兵部队并不断对苏丹进行人道主义援助。[20]

津巴方布韦总统穆加贝因不能满足西方要求而受到英美批评。2005年，穆加贝从治安和卫生出发对首都棚户区进行整治，遭到西方谴责，英美呼吁非盟做出反应。然而，非盟认为无权随意干涉成员国内政，支持津巴布韦抵制西方制裁。[21] 2007年3月，穆加贝为稳定局势对反对派领袖采取措施，受到英美严厉指责，但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领导人专门开会，一致支持穆加贝，并要求西方取消对津的经济制裁，这说明对非洲政局的干涉不得人心。[22] 不干涉他国内政及援助不带任何条件是中国从1950年代以来的一贯政策。西方在批评中国外交政策时无视以下事实：中国对苏丹和津巴布韦的立场与非盟一致。在最近召开的欧非峰会上，非洲首脑一致支持穆加贝总统。英国首相布朗因抵制穆加贝未出席峰会，德国总理默克尔对穆加贝提出批评。这些举动引起非洲首脑强烈不满。[23] 实际上，中国在人权问题上也存在不足之处，为何西方国家仍争着与中国做生意？中美双方就人权状况互相批评，但这并未影响双方贸易往来。为何对非洲一些国家就应持特殊政策？这是否也有双重标准之嫌？

援助方式危害论 这种论调集中在三点。其一，中国不干涉他国内政和不附带任何条件的援助打破了西方国家援助附带政治条件的模式，使一些非洲国家肆无忌惮地行使专制权力。其二，中国对非援助数字不透明。其三，中国的援助以国家贷款形式帮助非洲国家的经济建设，这种新贷款将使非洲背上新债务。

西方认为非洲国家普遍缺乏管理能力，中国以各种方式向非洲贷款，不仅难以帮助其正常发展，反而会使其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并对其政治发展带来消极影响。“不论其经济效果如何，中国人的钱即便没有明确的政治意图，也还是会对非洲的政治发展产生有害的影响。”[24] 中国历来不将援助看作是单方面赐予，而是相互的（非洲国家多次给予中国各种支持，如1971年中国进入联合国、1989年中国遭遇政治困境、1999年中国谴责美国轰炸中国驻南使馆和2006年陈冯富珍顺利当选为世卫总干事都是明证）。[25] 中国的贷款形式正处于尝试阶段。发达国家由于担心非洲国家的偿还能力而拒绝提供贷款，这无助于非洲发展。中国希望通过贷款开发一些可提高生产能力的项目，这有利于非洲的经济发展。

“中国对非援助不透明”，这一批评基本符合事实，但要具体分析。第一，数目难以核实。中国援助部门经历过多种变化，目前援非由商务部负责，但各省市及部委仍自有项目；高层领导人出访时又自行掌握；各部委缺乏沟通，援助总数难以确定。第二，中国援非项目虽效果较好，但援助额与西方相比很少，公开出来无宣传效应。[26] 第三，中国的贫困人口不少，在未解决本国贫困的情况下援助非洲不可能得到所有人的理解，政府对公布援助额有所顾及。第四，公布数字可能在非洲国家中引起攀比，给外交工作带来困难。第五，与中国文化传统有关。人有德于我不可忘也，我有德于人不可不忘也。援助非洲是一件好事，但应多做少说。可以肯定，任何受援国都不愿意援助国提及援助的数额，这合乎人之常性。

破坏环境论          这种批评集中在三个方面：石油开采、木材开采和修建大坝。非洲学者和非政府组织多对中国的石油开采和修建大坝提出批评。有的苏丹人指出，中国石油公司征用土地破坏了当地传统生计，使上尼罗河北部的居民流离失所，对南部居民缺乏尊重。西方公司受到公民社会的监督，不敢从事有悖于人权和道德的开采活动；公众舆论迫使加拿大、奥地利放弃苏丹的石油开采权，但中国、马来西亚和印度的石油公司由于缺乏公民社会的干预，购买了这些特许权。[27] 对中国在非洲修筑大坝的意见集中在苏丹和莫桑比克。以伦敦和喀土穆为基地的苏丹人组织皮安基的主任阿里·阿斯库里十分活跃，自称代表麦洛维大坝受害者的利益。他使用一些西方媒体的资料批评中国迫使产油区居民迁移；还提到中国参与修建的麦洛维大坝迫使3个民族群体迁移，影响到众多居民的生活。[28] 一些非洲学者对中国在莫桑比克赞比西亚省的木材开采以及中国资助的姆潘达-恩库瓦大坝的建设十分不满，认为这是“中国漠视人权以及对其所资助项目的环境影响不重视的极好例证”。[29]

对这种批评应具体分析。这牵涉到两种关系，即发展和环境与局部和全局的关系，是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当然，在大坝修建之前的环境评估应由有资质的当地公司或知名国际公司进行。中国进口的主要是能源和原料，这种采掘型工业对环境破坏较大，加之个别中国企业将国内的一些工作模式（劳动时间、待遇与条件等）搬到非洲，造成不良影响，从而引起一些非洲政府或非政府组织的批评和抗议。中国政府应采取正确态度，既要重视问题，又不要过敏。在批准国内公司赴非时应设立标准，加强当地法律教育。对非政府组织的批评应该理解。非政府组织多受西方资助，背后不能说没有西方因素，但它们对本国环境的关切并非仅针对中国。一些非政府组织甚至将有的西方公司告上法庭。中国只有制定有效措施，将资源开发与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切实考虑当地利益，才能树立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三．正面国家形象的塑造：行动与宣传

针对国际上对中国非洲战略的各种反映，中国政府对国家形象的塑造应具备一种全方位的策略，一个整体规划。这种策略分为政府行为与非政府行为，涵盖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它实际包括“做”和“说”即行动与宣传两个内容。

行动方面                     这主要指中国在非洲的一切活动。这些活动应有章法，守规矩，有理，有利，有节。做得漂亮，才能为确立正面的国家形象打好基础，为宣传提供素材与依据。

1. 介入         互不干涉内政是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原则之一，决不能放弃。然而，非盟的“互查机制”和“非漠视原则”提出了对成员国适当干预的新理念。《非盟宪章》中的“非漠视原则”规定，非盟有权在成员国出现“战争罪行、种族屠杀、反人类罪以及对合法秩序的严重威胁”等情况时可对其进行军事干预，可在成员国之间发生武装冲突时派部队制止战争。中国介入非洲事务的最佳方式是与非洲联盟及地区组织（如西共体和南共体等）积极合作。以非盟的决策和行动为依据。中国对达尔富尔问题的处理颇为得当，但前期显得有些被动。

2. 援助         中国对非援助应先有政治、经济、效益和环境的评估，后有等级划分和效绩鉴定。援助应认真听取驻外大使的意见，有的放矢，目光长远，既要急人所难，助人所需，又要避免短期行为或不顾后果或效益。[30] 优惠贷款项目的设立应引进竞争机制。大型援建项目特别是基础设施应通过当地资质机构或知名度高且持中立立场的国际机构的环境论证。除经济援助外，教育、卫生和因地制宜的小项目是我国具有长期经验的援助项目，运作良好，也直接涉及非洲的民生，应大力加强。欧美国家援助工作集中统筹的方式值得我国借鉴。

3. 投资         政府在鼓励企业到非洲发展时应有相应措施以避免企业将国内粗放经营模式带到非洲。[31] 中国在非投资需要非洲三方面支持：政府支持、地方支持与法律支持。非洲政府对中国企业多取支持态度。地方民众的支持则需要企业通过履行社会责任来服务于当地。让利应有具体标准，可由双方政府和企业制定百分比。中国投资需要非洲方面的法律支持，应加强与当地的司法合作，对企业进行当地法律的教育，打击不遵守当地法律的行为。莫桑比克政府将有关法律译成中文，这是好的开端。只有各方努力才能使投资更具效益。[32]

4. 政府外交方式 中国政府特别是驻外大使在外交方式上需适应非洲政治的变化，特别是对多党政治的理解和对反对党及非政府组织的策略上。赞比亚反对党竞选时的表态说明了非洲政治的新情况。驻外使节应与非洲社会各方面加强交流，应使非洲政府适应并认识中非合作的多渠道。中国政府对国内非政府组织的管理过于僵化，这既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立，也不利于国际交流。政府应以一些民间组织为渠道，加强与非洲非政府组织的交流与合作。非政府组织也可参与援非项目。与非政府组织的交流合作不仅可以增强互相理解，也是树立开放的中国国家形象的具体表现。

5. 多边合作关系        在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基础上，中国应逐步加强多边合作。西方国家虽对援非各有打算，但有一个关于“千年挑战”的共同承诺。中国与国际组织、地区组织和其他国家开展合作既有利于配合协调及总体目标的实现，也有利于宣传中国的援非工作。合作意味着公开，多边意味着透明。多边还有另一层意思，既政府与民营企业的合作，应鼓励民营企业参与援非。发达国家有一些经验值得学习。政府应加强对公众的宣传，建立相关网站作为交流平台，或通过大学扩大宣传，健全私人捐助渠道，鼓励志愿者外援等。

宣传方面              勿容置疑，宣传是贯彻外交目的的重要手段。然而，有效的宣传必须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这一点，中国国家形象的确立有赖于三方面：宣传的内容、途径与宣传者。

1. 宣传的内容            中国非洲战略的实施过程有很多创举，具有不同于传统国际关系的内容。[33] 这种新的理念和行为方式不仅使中国与非洲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同时对现存的国际关系提出了挑战。主要包括援非的原则和理念与援非的项目和业绩。

中国的援外原则与理念。平等互助与援助双向的理念。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互相尊重、平等相待；援助从来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责任与效率原则。国家交往有一种责任感，言必信，行必果。定时定点，落实到位。互惠双赢的精神。在交往中既要考虑到本国利益，也要善于从他人角度考虑问题。只有急他人所急，想他人所想，才能使合作得以持续。这些理念、原则和精神都是通过实际行动来体现的。

中国的援非项目与业绩。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内容。坦赞铁路—中国援非的第一大亮点。在西方各国、苏联及世界银行以成本或客观条件为由拒绝修建后，中国政府主动承担了这一巨大工程，历时11年（1965-1976），牺牲65名中国工人。[34] 这是一项丰功伟绩，值得大书特书。援非医疗队—中国援非的第二大亮点。中国从1963年起向非洲派遣医疗队，到2006年已向47个非洲国家派出1.6万名医务工作者，救助2.4亿人次。这是中非合作中时间最长、涉及国家最多、成效最显著、影响最广泛的项目。援外医疗队员的医术和精神赢得非洲人民的尊敬，被誉为“白衣使者”和“最受欢迎的人”。大型标志性建筑。中国政府帮助非洲国家修建了一批里程碑式的建筑。有人认为这是中国为满足非洲领导人好大喜功的心理。然而，深层政治意义在于：它们是国家独立的标志和国家民族的象征，是文化非殖民化的体现。可以说，这些标志性建筑在非洲国家民族的建构中起到了重要作用。[35] 基础建设。50多年来中国在非洲共援建800多个项目。这些项目强调两点：因地制宜与助其脱贫。教育培训。中国从1990年代初开始共举办多次培训班，培训班有两个特点：中国的特长和非洲的急需。

从2000年以来，中非合作的新模式已取得良好效益并赢得非洲国家的认同。然而，西方话语霸权的存在说明：只有掌握“舆论主权”和“形象主权”，中国国家形象才会有质的改变。宣传中不应忽略存在的问题和消极方面。只有这样，宣传才能以事实和道理服人。

2. 宣传的途径            由于中国主动融入国际社会的时间不长，在宣传上尚属新手，必须吸取他人的经验并有所创新，才能使国家形象得到改善。具体可采取以下措施。通过影视方式（电视、电影和图片展览等）宣传中非合作的成就。[36] 建立非洲留学生和培训官员跟踪联络系统。这些留学生和官员是中非友好合作的主要力量。出资在国外报纸登广告为中国政府作正面宣传。[37] 建立立体型的宣传体系与相关网站，对中非合作进行总结。[38] 可参照“博鳌论坛”方式组织“非洲论坛”，为中非合作的健康发展提供交流平台，也可为中国宣传自己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提供一个新的舞台。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可组织相关人员制造话题以反击西方的“中国威胁论”。话题的选择要适当，既要有道德制高点，又要有针对性。

3. 宣传者            对中国国家形象的正面宣传由谁来做，这是一个需要仔细考虑的问题。从理性而言，这应由中国政府来实施。然而，从策略上看，由政府宣传不如由非政府力量（主要是学者和各种民间组织）宣传，由中国人宣传不如由外国人宣传。

由非洲人宣传是最佳选择。他们不仅可宣传中国人在非洲的所作所为和带来的好处，也可免去中国人自吹的嫌疑。学者是比较客观的群体，对事物有自己的判断，其宣传将对世人了解中国及中非合作起积极作用。加纳学者普拉是非洲第一代政治学家，任开普敦的非洲社会高级研究中心主任。他对中国在非洲的影响持正面看法，并多次就中非关系发表意见。[39] 他认为，中国虽有自己的国家利益，但从50-60年代起就一直帮助非洲从事基础设施建设。非洲人应面对自身问题，考虑如何应对变化的形势，从而最好地利用现有条件来创造自己的事业。[40] 尼日利亚历史学家费米·阿科莫拉夫曾在《新非洲人》杂志上撰文指出：中国崛起不同于西方，为非洲提供了经验。[41] 她的观点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贝宁学者吉尤姆·穆穆尼对中非关系的看法也比较客观。[42] 这些具有良知和独立意识的非洲知识份子对中非合作关系的宣传最为有效。非洲人宣传中非合作的好处不会引起民众的反感。当然，由于他们未掌握话语权，其影响力主要在非洲，要影响西方，还需要西方人对中非关系进行客观评价。

西方的语言优势和话语霸权是现实存在。虽然西方学术界和民众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抱有偏见，但除极个别外，他们一般是尊重事实的。我们应尽量利用西方媒体、学者或非政府组织宣传中国对非政策和中非关系。肯尼思·金是爱丁堡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前主任，一直从事非洲教育的研究，曾在香港大学作访问学者。由于有机会接触中国社会和学者,加上经常前住非洲实地考察，他对中非合作有较深认识，并提出两个观点：中国与西方不同，总是从积极正面的角度观察非洲；中非合作是一种“互惠”关系。这在西方学者中极为少见。[43] 德博拉·布罗伊蒂加姆是美利坚大学的发展学专家，长期从事中国对非洲援助的研究。她对双方合作的看法比较客观。[44] 她曾在美国企业研究所举办的有关中非关系的会议上指出,中国对非洲的态度比西方更积极。西方认为非洲是不断需要援助的落后大陆，中国看好非洲的投资前景。中国对非援助不断增加，奖学金数目翻番，向苏丹派出工程队，积极参与联合国在非洲的维和行动。[45] 世界银行研究员布罗特曼较客观地描述了中印在非洲的经济活动。[46] 香港科技大学的贝利·沙特曼长期从事中国研究，他对中非关系实质的认识也相当客观。[47]

国家应加强对非洲的正面宣传。国人对非洲的认识有两个误区：非洲穷；中国对非洲的援助太多。这种观点只有通过宣传来纠正。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对公共事务的关心，援助将成为公众关注点。作为纳税人，他们希望知道税款花在何处。目前，援助是以政府方式进行，一旦人们开始注意外援工作，援助效率将成为关注点。缺乏正面宣传和畅通的信息渠道将给援外工作带来负面影响，并影响援助项目及制度的可持续性。中非关系的特点之一是首脑外交。然而，国家形象的塑造要有群众基础。政府应大力发展志愿者行动计划，使援助多样化；这也能为中非关系增添活力，还能培养一批具有献身精神且熟悉非洲的青年人才。

       对中国的崛起，有人高兴，有人担心，这表达的是同一个信息：中国的发展对世界的影响至关重要。中国的非洲战略应从“做”和“说”两个方面向世界宣告：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的非洲战略对非洲和世界有着积极影响。如何影响？这是中国面临的新挑战。

（此文的修改版已在《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4期发表，特此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