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对非政策的调适与转变

北京大学  李安山

       20世纪是中国与非洲共命运的世纪，主要表现在列强的瓜分、社会的剧变、民族的复兴和国家的建设四个方面。中国学界对非洲经历了从相识、支持、了解到研究的过程。[1] 从中国经济走上快车道以来，国外对中国十分关注，中国的对非政策尤其引起各种反响。2006年1月《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的发表标志着21世纪中国对非政策日趋成熟。学者们在论及中国对非政策时一般强调其连续性，而忽略其调适与变化。本文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非政策受到新时期战略决策的影响，已逐步完成了意识形态从强调到弱化、交流领域从单一到多元以及合作性质从注重经济援助到强调互利双赢的三重转变。

意识形态：从强调到弱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非政策发生重大变化，这主要受到两个因素影响：中国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两大主题）；中国战略思想的转变（重点转入国内经济建设）。对非政策的第一个变化是从强调意识形态上的结盟转为在意识形态上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加强交流与对话。这种变化主要是针对政党关系，但也表现在国家之间的交往方面。

       中国自1950年代初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后，又于1960年代初提出了对非关系五项立场和经济援助八项原则。1963年12月到1964年2月，周恩来总理访问亚非欧14国，其中有10个非洲国家。在访非途中，他提出了中国处理非洲关系的立场和原则。[2] 在与阿尔及利亚总统本·贝拉的会谈中，周总理强调中国坚持以下立场：支持非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支持非洲各国政府奉行和平中立的不结盟政策；支持非洲人民用自己选择的方式实现团结和统一的愿望；支持非洲国家通过和平协商解决彼此之间的争端；主张非洲国家的主权应得到一切国家的尊重，反对来自任何方面的侵犯和干涉。[3] 五项立场是中国对非政策的重要宣示，旗帜鲜明地反帝反殖，其意识形态的针对性十分明确。1964年1月18日，周总理在加纳回答记者时正式提出了中国对外提供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不将援助看作是单方面的赐予，认为援助是相互的；援助时绝不附带任何条件，绝不要求任何特权；提供的无息或低息贷款需要时可延长期限，以减少受援国的负担；援助的目的是使受援国走上自力更生、经济独立发展的道路；援助项目力求投资少、见效快，使受援国增加收入；提供自己生产的质量最好的设备和物质，按国际市场议价，不合商定规格和质量的保证退换；提供技术援助时要保证受援国人员充分掌握这种技术；中国援助专家与受援国专家享受同等待遇，不许有任何特殊要求和享受。[4]

       五项立场和八项原则奠定了中国对非政策的基础。客观地说，1949-1978年中国对外政策在相当程度受到国际政治的影响。[5]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先后实施联苏反美的“一边倒”（1950年代）、“反帝反修”（1960年代）与联美反苏“一条线”和“一大边”（1970年代）的战略。[6] 当时对非政策的基点是，中国应站在第三世界反殖、反帝、反修的第一线。[7] 这种强调意识形态的取向实源于对中国不利的国际形势。西方的敌视政策迫使中国获得较有利的外交空间来谋求自己的生存权利。

       由于坚持外交政策与意识形态挂钩，中国对非外交曾一度陷入十分尴尬的境地。[8] 在1960年代，中国共产党与南非共产党和留尼汪共产党有过交往，后来因为中苏论战等原因，中共中断了与这两个政党的关系。1967-1969年期间，中共与几内亚和佛得角非洲独立党的关系因中共代表谴责其亲苏立场而一度疏远。刚果劳动党要求与中共建立党际关系以加强合作，中方以对方不是共产党为由予以拒绝。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党与中共早有联系，曾提出建立党际关系，中共因囿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而拒绝；后该党邀请中共参加“三大”未能如愿。两党关系直到1981年才开始正常发展。1970年代后期，中共交往的非洲政党只有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党和几个“共产主义小组”。1977年7月，华国锋主席在会见莫桑比克代表团后指示中联部、外交部对与非洲国家政党交往问题进行调研；11月，两部联名上呈“关于黑非洲等地区一些民族主义国家执政党要求与我建立关系问题的请示”。12月20日，中央政治局批准了这一请示，决定开展对非洲执政党的工作。中联部从1978年开始接待非洲执政党来访。[9] 这是中共对外关系史上的突破，极大推进了对非关系的发展。只所以说是突破，因为它代表着中共对外交往开始从意识形态的束缚下解放出来。

       1978年以后，中共与非洲政党交往迅速发展。[10] 1982年召开的中共十二大确立了“独立自主、完全平等、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新型党际关系原则，并提出期望同更多的进步政党和组织建立联系。[11] 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政党交往日益增多。[12] 从1978年到1990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各党共派出代表团230多批访华，其中包括党主席、总书记、政治局委员等主要领导134人。同期，中共派出56批党的代表团、组访问了撒哈拉以南非洲的39个国家的执政党。[13] 截至2002年止，中共与撒哈拉以南非洲约40个国家的60多个政党建立联系，其中30多个是执政党。[14] 2005年，24个非洲政党访问我国，中共访非代表团达19个。在政党交流活动中，双方议题广泛，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中国共产党希望通过各种渠道来服务于经济建设及和平崛起的战略目标。双方的议会也开始互访。[15]

       非洲的政党和政权可谓千差万别。[16] 然而，中共不再以意识形态划线，与非洲政党的交往大大加强并表现出以下特点。第一，交往原则不以意识形态划线。中共不仅与意识形态相同的政党加强合作，也与其他政党发展关系。第二，交往对象不以执政党为限。中共不仅与执政党加强联系，还与一些非执政党交往。第三，交往内容不限于政党政治。双方交往的内容不仅涉及政党政治，还致力于促进经贸合作和文化交流。[17]

       表1  2002-2005年中共与非洲政党互访统计

       资料来源：《人民日报》、《了望》及相关网站。

       由于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束缚，中非政治关系在广泛的基础上逐步加深。中国领导人不断访非，1990年代以来更加频繁。1995年朱镕基总理访非掀起新的“非洲热”。江泽民主席曾四次访非，并于1996年访问非统组织时提出对非关系五点建议：真诚友好，平等相待，互利互惠，加强磋商，面向未来。[18] 胡锦涛主席已四次访非，他于2004年访非时重申了中国对非基本政策，“坚持巩固和发展中非人民传统友谊，尊重非洲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坚持相互尊重、相互学习、平等互利，继续向非洲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谋求共同发展。”[19] 政党关系的开拓促进了中非关系，构成了中国对非政策的重要内容。有的外国学者注意到：中国对非关系没有任何政治要求，只有一个原则：建交国不能与台湾保持关系。[20]

交流领域：从单一到多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非政策的第二个变化是从强调政治交往到多方面与多层次的交流。

从建国到1978年，中国对非政策的重点集中在三方面：支持非洲人民的民族独立运动；与非洲国家在国际舞台联合进行反帝反殖和反霸斗争；援助非洲国家的经济建设。在政治上，中国全力支持非洲民族独立运动，除了从道义上声援非洲人民外，还给予武器和人力援助，为非洲独立运动培养军事和政治人才。[21] 非洲国家独立后，中国开始在反帝反霸的斗争中争取非洲作为同盟军。[22] 即使在第三个方面，由于受到为世界受压迫人民谋幸福、与超级大国对着干的意识形态和道德意境的驱使，对非援助是在承受了国内经济压力的条件下进行的。中非经济关系由两方面构成：双方贸易与对非援助。中非贸易总额1977年才达到7.2亿美元。[23] 1956-1977年间，中国向36个非洲国家提供了超过24.76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占中国对外援助总额（42.76亿美元）的58%。[24] 1970年代，苏联虽是非洲的第一大军火商，但对非洲的援助却远远落后于中国。当时中国对非援助达18亿美元，相当于苏联援助的两倍。[25]

文革结束后，中非关系在短期内有下降趋势，主要有以下表现。第一，对非援助下滑。从表2可以看出，1976-1980年的援助数额为9400万美元，但这一数额应主要为1976-78年的援助数。[26] 从赵紫阳1982年访非后，援助有所增加。第二，贸易额下降，从表3可清楚看出这一点，中非贸易额从1980年后一直呈下降趋势（1982年除外），1986年才开始回升。第三，医疗队人数减少。表4表明：1979年和1980年中国没有派遣医疗队，在1978-83年这6年时间里，驻始派医疗队国家的人数和医疗站点均最少。这一时期虽然短暂，但不容忽略。中国对非政策的变化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对非援助一直在国内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进行。文革结束，百废待兴，国内建设需要资金。其次，经济建设急需外资和技术，加之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出现缓和，中国政府将注意力转到与发达国家的沟通上。再次，与两个主要受援国(阿尔巴尼亚与越南)关系的恶化使中国认识到对外援助的局限性。当然，中国领导层交替使政策的连贯性也受到影响。[27] 很明显，中非双方要建立持久的关系必须有新思路。

                                          表2  中国对外援助情况（1953-1985年）                   

单位：百万美元

资料来源：Samuel Kim, The Third World in Chinese World Policy (Occasional Paper No.19), Center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Princeton University, 1989, p.38.

表3 中非贸易统计表（1980-1987年）

       单位：万美元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1984-1988年）数据整理。

表4  中国派遣援非医疗队情况（1963-1983年）

资料来源：根据《1963-1983年我国派遣援外医疗队情况》资料整理，《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1984》，IV-219页。* 1979-1980年没有派遣医疗队。

1980年代初，中国处于战略思维的转变期。1982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大提出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这一口号，并确定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中国对时代主题的认识实现了从“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的转变，对外交与经济两者关系的认识实现了“经济为外交服务”到“外交为经济服务”的转变。[28] 三个月后，赵紫阳总理访问非洲10国。他在启程前表明：此行目的在于增进了解和友谊，加强团结和合作，在访非期间宣布中国对非经济技术合作四项原则：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29] 四项原则是对八项原则的补充和发展。八项原则是关于援非工作的，四项原则是针对经济技术合作，这是在不同时期针对不同情况提出的两项政策，具有互补作用；前者主要是约束中方，在实践中利弊各现；后者强调双向合作和共同发展，发挥各自优势因地制宜，以提高自力更生的能力。这无疑是对新形势的政策调适，从而构成了中非经济互利合作的整体原则，对非洲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30]

为了使非洲国家外交官更加了解中国，外交部还委托外交学院于1996-2004年举办了9期英语和法语的“非洲外交官‘了解现代中国’讲习班”，2001年和2004年举办了两期阿语研习班。1999-2003年，研习班邀请了一些非洲地区组织的代表参加：1999年为非统组织；2000年为中非国家经济共同体；2001年为东南非共同市场、东非共同体、西共体、非统组织、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2002年为中非国家经济共同体；2003年为南部非洲共同市场、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这一举措使中国与非洲地区组织的关系更为密切，也为开展经济合作设立了平台。为了使代表们全面了解中国，第一阶段讲授中国历史、文化、经济、社会、外交等方面内容，并参观名胜古迹和观看文艺节目；第二阶段组织访问2-4个城市，参观当地企业、农村及博物馆，并同当地人士座谈。这种活动使非洲代表直接感受中国改革带来的巨大变化。

1980年代后期以来，中非关系全面发展。特别是关于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战略部署使中非关系扩展到各个方面。中国已与26个非洲国家签订了双边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与8个非洲国家签订了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分别与41和46个非洲国家签有贸易协定、文化协定，中非双边多边合作机制日趋健全，合作方式多元化。[31] 从1992年起，中国外长每年正式出访的第一站总是非洲，中国与28个非洲国家建立了外交部间政治磋商机制。中非交流涵盖众多领域，如经贸合作的扩展、文教交流的扩大、医疗卫生援助的持续、[32] 军事交流的加强、[33]民间交流的拓展等。然而，发展最快的是教育交流与经贸合作。

教育交流      从1950年代起中非教育交流主要局限于接收留学生。从1990年代起，教育交流已发展到多层次、多领域、多形式，主要表现在高层互访、互派留学生，中方派遣援非教师，人才培训，在非洲国家建立各种实验室。[34] 教育部代表团在1990年代访问了近20个非洲国家，43个非洲国家向中国派遣了5669名留学生，中国也向10余个非洲国家派遣了百余名留学生。238名中国援非教师遍布于30余个非洲国家。为了更有效地为非洲国家培养高层次人才，中方在接收留学生方面增加了研究生比例。教育部从1998年开始为非洲国家举办培训班。截至2003年底，中国在21个非洲国家实施了43期高教与科研项目，开设了具有中国特点又为非洲国家急需的学科及相关实验室21个。[35] 2005年教育部委托11所院校单位举办了12期培训班和研讨班，内容包括高教管理、远程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来自41个亚非国家的教育官员、学者和技术人员参加了学习。[36]

为了更好地进行合作交流，教育部下属院校还成立了多个培训基地，如天津工程师范学院的非洲职业教育研究中心着重为非洲各国培养中等专业技术人员，成功地与非洲国家开展职业技术教育合作；中国还向埃塞俄比亚派遣了87名职业教师。浙江师范大学非洲教育研究中心加强与非洲国家教育部门的合作，除进行汉语培训外，先后举办了“非洲高等教育管理研修班”、“非洲英语国家大学校长研修班”和“非洲法语国家大学校长研修班”等。东北师范大学和吉林大学对非洲教育官员进行教育管理和远程教育方面的培训。中国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在培养农业技术人才、促进技术项目在非洲的推广方面取得了经验。天津中医学院等中医院校则先后为非洲培养了一批专业中医药技术人才。[37] 目前，教育人才培训工作逐步形成了一套“请进来，走出去，扬我长，重效益”的经验。[38] 在2005年11月召开的首届北京“中非教育部长论坛”上，陈至立国务委员宣布对非教育援助和合作交流的四项承诺：扩大中非留学生项目、举办各类学术研讨班、进行教育管理培训和在非洲进行中文教育。[39]

       经贸合作      1950年以来，中非贸易主要局限于国家间贸易。国家干预的成份使这种关系可以维持但缺乏活力。近年来，中非贸易出现一些新特点，其中之一是国营、民营和三资企业在“走出去”战略推动下走向非洲。民营企业发展迅速，有赶超国营企业的趋势。[40] 中非贸易从1950年代的1000多万美元发展到2000年的100多亿美元，2005年达397.4亿美元。双方的互补性可从商品构成看出。2004年，中国出口非洲商品前四位分别是机电（41%）、纺织品（18%）、服装（11%）和高新技术产品（8%）；从非洲进口产品前四位分别为原油（64%）、铁矿砂（5%）、棉花（4%）、钢铁制品、钻石和原木（各占3%）。[41] 中非经济合作还表现在投资、承包业务等方面。2004年底，经商务部核准和备案的中国在非洲的非金融类企业累计已达715家。[42] 截止2005年底，中国企业在非投资达12.5亿美元，投资项目涉及贸易工商、资源开发、交通运输、农业及农产品开发等。[43] 中国公司承包业务增长，建筑劳务输出增多。2004年，中国公司承包合同2721项，金额达6亿美元，非洲的市场份额达14%。[44] 2005年，中国企业在非洲新签承包劳务合同额86.1亿美元，完成营业额62.4亿美元。截至2005年底，中国在非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累计合同额412.1亿美元，完成营业额289.5亿美元，从事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人员达8.2万人。[45] 为了开发非洲市场，中国在非洲设立11个“中国投资开发贸易促进中心”。中心遵循“服务是中心工作的宗旨，经营是中心发展的保障”的思路，正在形成独特的经营模式。中国还与35个非洲国家建立了经贸混（联）合委员会机制。[46]

       经贸合作从单一方式发展到承包、劳务、投资和合资等方式，并呈现出五个变化：从单一的国家间贸易变为国家与民间贸易共举；从单一方式变为多元、多层次的合作方式；双边贸易额大大增加；从中国顺差开始变为非洲顺差；从带援助性质的经济合作变为互利双赢的经贸合作。中非关系以各种方式延伸到诸多领域，可以这样说，中非关系的黄金期已经到来。这种从单一向多元的转变也引起海外媒体的注意，“那种中非合作主要集中在国家与国家间合作、国际事务上的政治支持和经济援助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47]

合作性质：从注重无偿援助到强调互利双赢

中国对非政策作出调整后，强调合作互利双赢。中国的援助方式也发生变化，从单一的无偿援助变为政府优惠贴息贷款援助方式、援助项目合资合作方式与无偿援助方式。诚然，中国对非政策有自己的战略意图，但其基本出发点是帮助非洲国家摆脱依附状态，巩固独立成果，这一点不容置疑。中非合作的实践清楚表明了这一点。

中非合作性质的转变具体表现在援助方式的改变、发展经验的交流和经济利益的互惠。

从1980年代初到1990年代中期，非洲正经历着边缘化的过程，这突出表现在投资减少和债务增加两个方面。以英国为例，在1980-1990年间，尽管非洲在西方的压力下正在进行结构调整，但139家英国公司中的43家开始从非洲撤资。日本对非洲经济也持悲观态度，1980年代驻肯尼亚的日本公司从15家降到2家。[48] 另一个是债务问题。撒哈拉以南非洲1970年的债务为60亿美元，1980年增至843亿美元。非洲的战略地位因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受到重大影响，加剧了其边缘化进程。1993年非洲外债达2004亿美元，1994年升至2107亿美元，为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82.8%，也相当于当年非洲出口总额的254.5%。根据1995年的世行报告，1994年底，28个非洲国家的债务/出口之比高于200:1。[49]

援助方式的改变  1993年10月，在非洲发展东京国际会议上，非洲国家代表普遍要求援助国改变援助方式。他们提出，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增加外贸和吸引外来资金比政府间传统合作更有效。[50] 这是对援助方式进行改革的要求，表达了受援国对传统援助理念的不满。1980年代后期和1990年代前期正是中国外贸及援外工作的改革期。中国无偿援助对非洲发展起到一定作用，非洲国家以其特有方式给予回报：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用毛主席的话来说：“这是非洲黑人朋友把我们抬进去的。”[51] 然而，实践说明，单靠无偿援助很难改变贫困现实。胡耀邦在1982年指出，“对于经济援助，根据历史经济，那种完全奉送的办法，对双方都不利。”[52] 这样，中国开始探讨对外贸体制和援外方式进行调整改革。

1987年开始的外贸体制改革成效显著。[53] 中国政府开始对其他形式的援助方式进行探讨。1987年，多哥由于缺乏技术力量和管理经验，中国援建的阿尼耶糖厂由中方公司派专家租赁经营。企业效益显著提高，受到多哥政府的赞扬。[54] 这演变为一种新援助方式—援外项目合作合资方式，并于1992年开始试行。1991年，马里政府宣布对中国援建的塞古纺织厂实行私有化，希望中方企业合资经营。经过协商，马里政府将80%的股份转让给中国海外工程公司，该公司负责偿还马里所欠中国政府的债务，双方政府给合资企业以优惠。合资企业从1994年起，到1996年厂值达76亿非洲法郎，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55]援非项目注意到对弱势群体的关怀，援建项目包括苏丹职业培训中心（1989年）、布基纳法索儿童乐园（1991年）、毛里求斯老年人活动中心和喀麦隆残疾妇女宿舍（1999年）等。

政府贴息优惠贷款经过3年试点后于1995年下半年开始推行。[56] 朱熔基副总理于1995年7-8月访问东、南部非洲7国，李岚清副总理于10-11月访问西非6国。两次访问的重要目的之一是宣传新的援助方式。1996年底，中国同16个非洲国家签订优惠贷款框架协议。[57] 新的援外方式逐渐为受援国接受。2000年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部长会议开启了中非友好合作的新阶段。中国在后续行动中表明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所为：承诺继续提供对非援助，减免非洲部份到期债务，帮助非洲国家开发人力资源，推动中国企业到非洲投资办厂。2002年6月底，中国与31个非洲国家签署了免债议定书，共免除债务156笔，约105亿元。[58] 这样，无偿援助逐渐发展为政府贴息优惠贷款、援外项目合作合资和无偿援助等多种形式。

       发展经验的交流  举办研讨班（会）和培训班是合作互利双赢的另一重要举措。为了交流各自的发展经验，首届中国—非洲经济管理官员研修班于1998年8月3日开幕，共有来自12个国家的22名非洲学员，其目的在于“使学员了解中国并介绍各自国家的情况，相互交流，加深理解，增进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友谊和长期合作”。根据国家主席江泽民的提议，中国每年将举办两期这样的研修班。[59] 2002年中国专门为非洲举办了一期部长级经济官员研讨班。12个非洲国家的12位部长或部长代表出席，反响热烈。[60] 以“中非经济改革和发展战略研讨会”为例。研讨邀请了16个非洲国家的22名经济或金融部门的官员和7名非洲发展银行的官员，还包括34名非洲国家驻华使馆官员。中方代表共有16名，分别来自各部委。

表5 中非经济改革和发展战略研讨会（2003年10月）

         资料来源：“Program for Sino-African Seminar on Economic Reform and Development Strategies”

(Printed Document, Beijing, October 14-21, 2003).

在研讨会上发言的中方代表均经济和金融部门的负责官员，他们向非洲同行介绍了各自部委经济改革的经验与教训。为了使非洲官员对中国有一个较全面的了解，研讨会不仅组织了与会非洲代表游览了万里长城和故宫，还组织他们实地考察了减贫项目和浦东开发区。中国政府还与有关组织联合举办了各种类型的减贫经验交流研讨会，使非洲国家“在分享中国减贫经验的过程中找到适合他们自身国情的扶贫减贫策略”。[61]

第二种类型是学习或提高技能或技术的培训班，其确定有两条原则：中国之所长和非洲之所需。中国在中非合作论坛第二届部长合作会议承诺3年间力争培训1万名各类非洲人才，为此成立了“对外人力资源开发合作部际协调机制”。2004年，中国对非培训费比上年增加１倍多，2446名非洲学员来华培训，接收非洲留学生332名。2005年，中国为非洲培训各类人员3868名，培训内容涉及贸易投资、经济管理、网络通信、农业新技术等领域，培训对象包括政府官员和技术人员。[62] 2005年9月，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千年发展高级别筹资会议上宣布中国支持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的五项举措，其中特别强调为发展中国家培养急需人才。为了更好地落实中国政府的承诺，教育部于2006年3月底在云南召开了第四次对发展中国家教育援助人才培训工作经验交流研讨会。根据2006年援外经费额度，教育部将实施9个人才培训项目，商务部拟委托20所院校和单位承办17个短期培训班和3个研究生班。[63]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一成语十分贴切地概括了中国上述举措的目的。

经济利益的互惠  中国在与非洲进行经贸合作时尽量考虑到非洲国家的利益，互利互惠。在中非合作论坛第二届部长级会议上，中国宣布对最不发达国家部分输华商品给予免关税待遇。2005年1月1日起，中国对非洲25个最不发达国家的190个税号的产品实施零关税待遇。据海关统计，2005年1－11月，享受对非特惠进口的货物总值为3.4亿美元，同比增长96％，比同期中国从非洲的进口增幅高出60个百分点。这充分证明此项举措对促进非洲对华出口、推动中非贸易健康发展所起到了积极的作用。[64] 2005年4月，1.24万名非洲商人参加了第97届广交会，成交金额达17亿美元，分别比上届增长了68.2%和22.2%。2005年1-9月，与中国的贸易额30个国家和地区额超过1亿美元，9个国家超过10亿美元。[65]

2000年的中非贸易有两个特点。其一为贸易总额首次超过100亿美元（105.98亿美元），其二是进口额超过出口额。当年的中国出口额为50.43亿美元，进口额为55.55亿美元。[66] 这种情况表明：非洲对华贸易的增长速度已经加快。2004年，中非贸易额接近300亿美元（294.5928亿美元）,进口额（156.4606亿美元）又一次超过出口额（138.1322亿美元）。[67] 2005年，中非贸易持续增长，进出口总额达397.4亿美元，同比增长34.9%，高于同期全国进出口增幅12个百分点；其中出口186.8亿美元，进口210.6亿美元。[68] 进口额自2000年以来第三次超过出口额。在贸易额不断增长的同时，中国对非出口商品结构进一步优化，机电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迅速增长，占中国对非出口总额的一半以上。由于中国强调技术援助与经济援助的结合，这种结构不仅将在技术层面帮助非洲国家的发展，也为中非双方在借鉴发展经验、制定发展策略方面提供了交流的平台。这无疑是一种双赢的局面。

温家宝总理在最近访问埃及时重申了中国对非经贸关系的三个着力点：“第一，要积极扩大进口非洲的商品，中国将采取有力措施为非洲推介商品创造条件；第二，要把技术援助同经济援助与合作紧密结合起来，重在增强非洲自我发展能力；第三，大力帮助非洲培训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69] 这种宣示从根本上表现了中国对非政策强调互利双赢的和谐哲学：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以调动合作的积极性；将本国利益与他国利益相结合以保证合作的公正性；将暂时利益与长远利益相结合，以保证合作的持久性；通过增强对方自我发展能力以保持合作的可持续性。

       在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的今天，中国对非政策面临着四大挑战或四大矛盾。第一，中国国家利益与在非中国企业利益之矛盾。第二，中国企业与非洲企业之矛盾。第三，中国在非洲的利益与大国在非洲即得利益的矛盾。第四，中国在非洲的能源战略与可持续发展的矛盾。对这些矛盾的处理不仅与中非关系的健康发展有关，也与国际政治的既定机制和稳定发展有关，还关系到未来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方向。中国只有正视并致力于妥善解决这些矛盾，才能向世界展示一个追求和平发展的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本文在《西亚非洲》2006年第8期上正式发表，略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