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网问计应当倡行

近日，安徽省委书记王金山日前在省委督查室网上回复和省网宣办座谈会上说，全面科学地认识网络，学会与网络打交道，是各级党委政府和广大领导干部面临的重大课题。领导干部上网，也是一种现代社会的“微服私访”。（2009年11月23日《人民日报》）
古有开门纳谏，今有问计于民，两者异曲同工，都为政府集思广益，更好地“施仁政”的一种措施。然而，从现实情况来看，很大一部分党政官员在这点上却做得很不够，一年之中，能沉下身子与普通民众接触的次数屈指可数，即使下乡入户也通常是下级干部、基层干部左拥右护，看到的是一片歌舞升平，听到的是声声感谢政府，很难知道民众真实的生存疾苦，听到民众发自内心的诉求。
出现这种情况，首先是部分官员的主观意识问题，他们不是不知道基层有困难、人间有疾苦、民众有渴望，而是根本不想去费心费时费力地倾听、了解、处理这些矛盾和问题，他们要做得只是舒舒服服地坐在办公室里发号施令、做大决策，满足于“高层”、“高高在上”的政绩。其次是党政管理机制的问题，我们的官员实在是太忙了，一天要在文山会场中来回赶场，开永不停顿的会，作永不完结的讲话，即使是有些有责任感的想到基层开展调研，听取民众的呼声，也是有心无力。最后，还在于政绩考核制度的问题，当前不论各级都将安全稳定作为考核一级党政的“一票否决”指标，这种严厉得有些苛刻的考评方式，使得有些党政官员畏“事”如虎，对有些关系政绩、关系乌纱帽的信访、涉民案件等是拼命压制，软硬兼施，像猫盖屎一样遮遮掩掩，唯恐其出头露面。这样，他们为求太平，对一些基层矛盾和问题避之尚且不及，哪会主动去自揭伤疤、自寻烦恼？
在这种情况下，通过网络“微服私访”，可以说是一种能让官员更容易接受的工作方式。毕竟，在网络上，官员可以自由自主地听到民众最真实的呼声，同时由于自己的“微服”和“隐身”，又不会轻易地被牵涉其中，承担相应的责任。这样有两个好处：一是以最小的成本让官员知道了最多的实情，效率很高；二是让官员能更从容地探知事件的来龙去脉，做出更科学可行的抉择。
正是因为这种非强制性的责任要求，使得官员能以更轻松、更自由的心态去“为民作主”，运用得好，应该是一种能引发官民互动的良性工作方式。
当然，要使这种方式真正发挥效用，目前还需要官员的自觉自愿，下步，应该出台适当的制度规定，强化官员的上网问政、上网办事责任，让这种方式尽快成为官员为政的必须手段之一。

挖出社区干部违规销售彩票的“帮凶”

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文成社区近日发生了一件怪事：当地的低保户到社区领取低保金时，却被告知“要购买一定金额的福利彩票，否则将无法领取低保金”。船山区民政局老龄办主任胡晓利说，根据上级下达的目标，今年区里要销售3000万元福彩，“社区是宣传、销售福彩的一个有效窗口，只是个别社区在宣传、销售彩票过程中‘走了样”目前，文成社区居委会主任王素蓉已被停职，销售彩票的相关人员也已被解聘。然而，王素蓉也很无奈：“为完成销售目标任务，我自己也买了500元。”（2009年11月17日《北京晨报》）
王素蓉等人的行为，是以行政要挟的手段，在困难群众的收入簿上强行剜去了一块肉，这不仅违背了彩票自愿购买的市场原则，也给政府部门的公信力抹了黑。
在谴责这些不合法、不合理、不合规行为的同时，也要注意到这背后的深层原因。报道中，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低保户说：“社区干部平时还是很关心我们的，只是这次的做法有些过分。”
请注意，这句话背后隐藏着两个含义：一是社区干部平时还是很有责任感、亲民感的，对低保户们较好地履行了职责。二是这次的事件，违反了那些社区干部一贯的工作作风。
那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让这些本来比较称职的社区干部一反常态，做出如此蛮横之事？结合上下文，不难得出结论－－被上级分派的彩票销售任务所逼！
社区干部每天要面对成百上千户居民，一般一个社区只是配备几个人，而所要管理的事情却多如牛毛：低保、户口、流动人口管理、计划生育、卫生、宣传、党建、综治、民调、信访等，几乎上级的任何活动都会由最基层的社区人员执行。此外，他们的一个重要职责是要处理大量关系邻里和睦、鸡毛蒜皮的“小事”。这些工作不仅繁杂，而且极耗精力、时间。
在这样重的工作压力下，他们还要额外做起“彩票销售员”，承担着必须完成的销售指标，在没有别的渠道消化这些任务的情况下，有些社区干部利用手中的权力向低保户推销、硬派彩票，也不算什么奇怪的事，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有情可原。
让一名社区干部自己掏钱买彩票，逼着社区干部完成一定的彩票销售任务，这应该是行政主管部门的所做所为吗？
现在行政部门里流行“工作责任制”，任何事情都要搞一个什么层层负责制，级级肩上压任务，人人肩上有担子。的确，这样一种工作方式，可以大大提高工作进度，增强工作成效，然而，却绝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万金油，放在哪里都好使。就像彩票销售这样一些社会性较强、更多地依赖市场作用的事项，就绝不适用这种方式！
在这件事，给社区干部分派销售任务的上级主管部门是脱不了干系的，不客气地说，起码是“帮凶”，从民政部门“维护和保障社会困难群体基本生活权益”的行政职责来看，说是“主犯”也绝不为过！
因此，在赞许遂宁市快速处理事件的同时，笔者更希望看到相关“帮凶”部门主动站出来，勇敢地承认自己的错误，与王素蓉们一起承担连带责任，给社会一个满意的交待。

以权力设置让官员失去受贿资格

近日，红河中院开庭审理个旧市巨贪、原个旧市建设局局长、规划局局长、个旧市政府副调研员吴会祥涉嫌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一案。法庭上，面对公诉人的询问，“别人为什么会送给你钱？”贪官吴会祥语出惊人：“因为我是局长，他们送钱是送给建设局长，不是送给吴会祥。如果我不是局长，他们就不会送给我钱。”(2009年11月12日《都市时报》）
这样的回答，看似可笑，然而，却是很多贪官的心声，也正显示了很多受贿案的症结所在。
为什么贪官的办公室、家门会让很多人趋之若骛？当然不是这个贪官多么具有亲和力，吸引贿赂者的只是他们头顶那顶乌纱帽，手中那只可以呼风唤雨的签字笔。
“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本是封建社会的腐朽从政观，然而，现在却越来越多地成为一些手握实权的领导干部的座佑铭，在他们的心里，信奉的已不是“为人民服务”和共产主义理想，而是扭曲变形的“有权不用，过期作费”的实用主义和私利主义。他们的贪婪，已经触动了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的高压线，然而他们仍觉得这是理所应当、天下大势，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深思考。
在强调加强对干部的反腐败教育、开展一系列打击受贿活动的同时，面对贪官仍是层出不穷、“春风吹又生”的现状，我们是否应当更加重视对官员的权力约束。
从心理学的意义上说，人具有天生的惰性和欲望。通过教育，只能让部分干部受到心灵的触动；通过打击，只能处理受贿干部的违法行为，然而，他们心中那些顽固的权力观、实用的价值观还是深深地埋藏着，因此我们会时不时听到这些贪官们“收钱无罪”、“收了钱给人办事就是好官”的歪理斜辩，看到他们在法庭上的丑陋表演。
人的思想改造，是世间最难之事。要在短时期内消灭这类动机不纯的干部的私心杂念，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或许也可以这样说，当我们真正将这类干部的为政观、价值观改造好了，他们也许早就东窗事发、锒铛入狱了。
因此，要更加有效地解决腐败问题，在教育、打击的同时，更应该突出预防的作用。在重要的权力设置上，搞好权力分配的制衡，让一个干部不能一手遮天、一人拍板，而要充分地发挥民主的作用。这样，让某一个干部的决策不再凌驾于制度之上，凌驾于民主决议之上，那么，他就失去了索贿、受贿的资格，想受贿也没人待见，自然会实现政界的廓清。

请不要擅自管别人的“一亩三分地”

近日，央视经济频道“经济半小时”栏目播出一期有关北大医院的节目，节目认为，许多无医师执业证书的医学生在北大医院“非法行医”，该片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昨天，卫生部在例行的发布会上针对“北大医院事件”作出回应：此事尚在调查之中，并对央视的报道表示遗憾。卫生部希望公众为了每一个未来医生的成长，理解、关心、支持医学生的临床带教工作。（2009年11月11日《北京晨报》）
初看起来，卫生部要求新闻媒体“客观公正报道”的理由很充分：事件尚在调查之中，我们会及时向媒体通报。读懂这里面的意思了吗？就是这个事件的报道主调、相关解释最好由我们来控制，你们新闻媒体就不要往前凑了，在家里等着就行，我们会给你们“报料”的。
且不说卫生部站在与医疗事故密切相关部门的角度，主动报出来的“料”真实不真实、客观不客观，单就这种表态就显示了赤祼祼的“垄断思维”。
我们知道，新闻媒体、相关从业者是拥有独立的新闻采访报道权的，这种权利是独立于行政权之外的，不受任何人的限制、禁止或授权的。一个有新闻采访报道权的新闻媒体，可以就一个事件展开独立的调查，发表代表自身立场的意见、评判，而不是“人云亦云，唯唯喏喏”，那样，不仅容易形成“万里江山一片红”式的“官民同语”、“协调一致”，使普通民众被蒙蔽了双眼，看不清事情的真相，而且更严重的是，丧失了新闻媒体应有的良知和起码的责任感。试想，如果整个社会失去了这样一群揭脓破疮、为我们提供真实的人，他们的报道都要屈从于行政大棒的打压下，将会是怎么一种可怕的情形？
可是令人奇怪的是，在国家要求、社会呼吁行政部门大力加强与民众的沟通、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形势下，卫生部还是忽视了独立新闻采访报道权这样一个常识，究竟是无意为之，还是有意如此？
事件正处于调查之中，然而这一调查过程是多长，普通民众不知道，但他们却急迫地希望知道事情的进展，而央视的报道很好地满足了这一要求。对此，卫生部不仅不主动、及时地公布事件进展，还要求新闻媒体也服从于他们慢腾腾的脚步，是非常可悲的一件事情。
因为，这暴露了他们对公民知情权的不尊重，对自己在公众事件中所要扮演角色的不明确，对其他单位正当权利的不认同，也很好地展示了自己根深蒂固的“只许官家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官老爷习气。
在事件没有调查清楚之前，很难说谁对谁错，然而相关部门应该允许每个人、新闻媒体对此评头论足，你们只需“躲进小楼成一统，任尔东西南北风”，加快调查进度，尽快地把结果公布出来，而不是跟其他人“打嘴仗”，管别人的“一亩三分地”。
在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新形势下，在对公共事件的处理上，行政部门是应当有这样的胸襟和包容的。

以身作则的“做秀”越多越好

“既然是全民健身，机关干部就要先动起来。”昨日，重庆市江北区副区长高洪波透露，从明年起，辖区300余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每年将举行两次长跑达标测试，其中男子为1000米跑，测试标准根据不同年龄段分别为4分50秒到5分20秒；女子为800米跑，测试标准为4分40秒到5分钟。考核连续不达标者，名字将在辖区内的媒体曝光。“此测试将作为对领导干部的一种考核，考核结果将在江北网、江北电视台公布，让区内领导干部们带头锻炼身体，以此推动健康江北。”高洪波表示。（2009年11月5日《重庆晨报》）
这又是一次吸引眼球的“新政”。
对于“新政”，很大程度上被归于“作秀”一列，被认为有出风头、博名声之嫌。事实上也确实有一些“新政”空洞无物，表面上轰轰烈烈，然则没有实质改革内容，或是根本不可行，整个一个绣花枕头。
这次“长跑新政”，自然也免不了这样的质疑。然而，笔者认为，这种从党政人员入手的新政不妨多一些。
很多新政受人诟病，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将公共利益和政府公权力当作了改革对象，比如去年的上海车牌拍卖新政，年初广州、成都、武汉、佛山、扬州等地的户外广告管理新政，桐乡推行市区无车日活动，重点路段实行交通管制，这些都有意或无意地对民众的利益造成了损害，给民众制造了不必要的麻烦，像广州新地的“新政”甚至是赤裸裸地与民争利，并因此受到了央视《焦点访谈》的质疑。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加速，对政府的要求更多地体现在了为民服务上，而不是过去的管理职能。政府要尽量减少对具体事务的指手划脚，而更多地做到以身作则、引导示范。
以小可以见大，见微可以知著。从江北区动员干部长跑并纳入考核这件小事来看，不敢说其意义多么深远，不敢说其目的多么远大，不敢说其效果多么显著，但起码体现了从自身做起的风范。在像全民健身、城市环境维护等这样一些需要积极推动的事情上，政府和公务人员的示范作用不容忽视。“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群众怎么干，全看干部怎么带。像以前出现的四川成华区长带500名政府机关干部扫大街、合江县县级电视台公开播出群众质问县长书记的新闻、蚌埠市组织4000名机关干部分批清扫街道等，虽然饱受“作秀”、“角色错位”等质疑和批评，但从推动政府加快实现从颐指气使的“指挥者”到以身作则的“行动者”这一角度上看，却是有着积极的意义的。
少说多做，少指挥多实干，应该成为政府和公务人员的为政风格。因此，衷心希望这样以身作则的“做秀”越多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