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有一種說法，叫“一個中國人是一條龍，三個中國人是一條虫”，又說“一個日本人是一條虫，三個日本人是一條龍”。這種說法貶低了中國人的公共意識和中國人在公共領域的行動能力。因為歷史和基本制度的差異，各民族人民公共意識的強弱，和他們在公共領域的行動能力是有差異的，但這種差異在較長的歷史跨度中並不很重要。

　　公共意識的核心並不是人們對公正與否的是非判斷。不能以為一個民族會長期缺失公共領域的是非判斷的能力，否則無法解釋這個民族何以能夠生存繁衍。即使一個民族在“羊群效應”之下去集體作惡，也不能說人們在心裡丟掉了基本的是非判斷。

　　成熟的公共意識有兩點最重要。一個是對公共邊界的認知，另一個則是對公共行動程序化重要性的認知。如果對公共邊界的認知很糊涂，就要發生私人權利被過度侵犯的問題﹔如果以為不論什麼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干預公共事務，或者以為任何組織或個人憑借暴力就可以獨佔公共資源、隨意操縱公共事務，這個群體或民族就會有大麻煩。

　　近日有媒體披露，山東某村有6位60歲以上的老人，懸賞數百萬人民幣延聘“清官”。盡管這種做法有炒作的意思，對解決問題的意義不是太大，但這幾位老人關心公共事務的意識殊可褒獎，他們想繼續借助體制內的力量(以官治官)解決問題的態度，也多少表明他們在潛意識裡願意將一個小社區裡的公共行為秩序化。近日，河南南陽一位青年要求當地很多政府部門披露自己關心的信息，也是在體制內尋求公共信息披露規范化的努力。

　　學界說起公共意識，常常過多關注民間相關因素的變化。其實，政府及其相關系統的公共意識變化也很值得關注。改革開放以來，這方面的變化也應得到肯定。

　　8月初，我到黑龍江某個村庄做調查時，遇到一件小事情，很受感動。村裡的黨支部書記郭先生說，在幾年前糧食價格低迷時，不少人家賣了自己的承包地(其實是賣了承包期內的使用權)，他為此而憂慮。因為土地承包期屆滿后，如何延包有一定的不確定性，農民的土地買賣合同難免有問題，就給當事人留下了一定的風險，這兩年就出了一些合同糾紛。

　　郭先生不贊成賣地。他鼓勵農民在土地流轉時盡可能達成租地契約，而不是買賣契約。因為他的勸說，村裡賣地的農戶就比較少。我贊賞他的見識，更欣賞他以自己的良好見識指導施政行為。這不簡單。在農村土地流轉這件事上，沒有出台過比較成熟的指導意見，很多地方政府又過分熱衷於土地兼並集中。在這種背景下，他能保持清醒頭腦，做正確的事，真是不容易。他是官方主渠道中有良好公共意識的最低階官員，盡管他不是標准的公務員。

　　高層政府的公共意識也在加強，突出標志是公共財政體制正逐步形成。革命政權剛剛穩定時，政治家們忙於穩固政權，想把稀缺資源都掌握在手裡，並不在意那些資源有沒有公共性。用過去流行的話來說，叫做“革命就是暴動，就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那時的公共問題，基本上被看做是破壞舊秩序、建立新秩序的問題。現在情況不同了。國家財政不僅用來搞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還用來搞全民社會保障，甚至在低收入的農民群體中也推行低保、醫保和社會養老制度。

　　講這些話，是想說明政府和民間人士在公共領域的觀念和行為總有一定的共性，這是合作的基礎。當然二者之間也有差異，政府掌握了巨大的公共資源，其公共行動又有合法性支持，一些民間人士怎麼也比不了。如果能開辟一些通道，把關心公共事務的民間人士吸引到體制內，公共領域的官民合作就會好做許多。過去我們在“統一戰線”制度設計框架下做這個工作，現在，這個制度框架也許需要改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