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两件事成为公共话题：上海的钓鱼执法与荆州的见义勇为。两条新闻放在一起，更能显现事件本身蕴含的穿透力。
       一边是普通人的道义本色。荆州长江大学的十几位大学生在面对突发状况时是来不及进行功利考量的，其所作所为只是出于“有力出力”的朴素愿望。最终，他们用稚嫩的肩膀和道义的本能凸显了公共道德的巨大价值。这些天以来，在长江边，在英雄故里，在报纸上、网络上、电视上，认识的与不认识的人们，用感动、感怀传递着平凡而伟大的道德力量。
      另一边却是执法者的处心积虑。钓鱼执法的本质是在既定指标任务的重压下，执法人员“以黑治黑”诱人上钩的把戏。“陌生人”的紧急求助成了包藏“祸心”的陷阱，公共执法的道义缺失不仅招致民意风暴，更对公共道德造成重创，离间本已脆弱的人际关系。据说现在上海私家车上流行的标语是“本车拒绝一切搭载求助，临盆产妇、车祸、中风、触电、溺水，都不关我事，尤其是胃疼的”，这就是“陷阱管理”种出的恶果。当城市管理偏离公共的轨道误入势利的歧途，公共道德就容易在现实利益面前败下阵来。
      两厢对比就会发现，90后学子本是被教育和感化的对象，却以一己之力承担起了道义教化的重任；钓鱼执法及其背后的公权力组织本应是社会道德建设的推动者，却成了不折不扣的戕害者。这样的“角色错位”，让人感伤和愤怒。我们不能因为这是个案就放松警惕。需要反思的远不止上海几个执法人员，只要一些职能部门尚未从具体利益中抽身而出彻底向公共服务和公共立场转变，这样的提醒与忠告就不会停止。“德莫高于博爱人，而政莫高于博利人”，我国古代就对为政者提出了高于一般民众的道德要求。公权力更应做道德楷模，树立道德权威，他们才应该是公共道德舞台上最大的主角，这从更大程度和更广范围关系到普通民众的福祉。
      权力唯有在道德上首先建立起一种强大的感召力和说服力，其所推行的公共管理和社会秩序才会被公民自觉认可和服从，以求和谐社会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