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经验

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经历过高潮和低潮、胜利与挫折，积累了丰富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本文仅就以苏联模式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总结分析几点具有普遍意义的基本历史经验。

一、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全面发展，给人民带来富裕、民主和文明，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条件。

社会主义能够促进社会的全面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的根本所在。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人的生产能力只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在这里，无论个人还是社会，都不能想象会有自由而充分的发展。”[①] 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后，由于发达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②]这就使得社会向着全面发展有了可能。然而，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化生产和私有制矛盾的根本弊端，决定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的全面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是有限制的。只有到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阶段，社会才不再把片面的生产能力的增长作为自己的目标，而是使生产力的增长服从于人的需要，服从于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从而达到社会的全面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境界。

社会全面发展的基本要求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而最终又是为了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创造条件。非如此，就不能真正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遗憾的是，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后，并没有对社会主义社会自觉地加以全面的建设，更没有重视人的全面发展。

在经济方面，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在指导思想上并没有发生严重偏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的情况，认为这些国家没有把发展生产力放在重要的地位也是不符合事实的。事实上，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在建国后，无一例外地都把发展社会主义的工业化摆在了首位，经济建设也都曾取得过举世瞩目的成就。

苏联从1928年开始实施五年计划，到1940年，短短的十几年时间就基本上实现了工业化，走完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用了近一个世纪才走完的路程。其间，苏联工业每年平均增长10％，而美国只增长2％。到1940年时，苏联的工业总产值增长5．5倍，超过了英国、法国、德国三个资本主义国家，跃居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二战后，社会主义各国的经济发展也曾欣欣向荣。到80年代，社会主义各国的工业总产值已占到世界工业总产值的1／5，国民收入已占到世界国民收入总额的1／3。在一些尖端科技领域，苏联也曾取得了领先于资本主义的成就。如世界上第一枚洲际导弹的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上天，第一艘核动力商船下水，第一个宇航员进入太空等等。

但是，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生产力的目的却偏离了社会主义的本来要求。即它不但不是用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相反，却是以抑制人民消费为代价。苏联工业化时期，国家大幅度提高国民收入中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资金积累率，压缩消费率。例如，1913年旧俄国的积累率为9%，苏联工业化前的1925年积累率为16%，而在工业化时期每年的积累率一般都在26%-29%，这大大超过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般7%-9%的积累率。同时扩大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以远远低于粮食成本的价格从农民手上拿走总收获量40%的粮食，把农民挖的很苦。十月革命以前，俄国人的生活水平在欧洲居第五位，70年以后则排到欧洲国家的最后几位，在全世界排到第50位。

由于长期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造成整个社会畸形发展。一方面是国家的经济实力迅速提高，卫星和宇宙飞船上了天，所拥有的核武器可以有效地威慑西方；另一方面，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改善。回顾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每个过来人都不会忘记那种生活用品匮乏，票证满天飞，工资几十年一贯制的情景。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资本主义国家商品丰富，人民生活水平大大高于社会主义国家。昔日的东西德国和今日的南北朝鲜，是多么鲜明的对照。面对这种反差人民群众怎么能不对社会主义丧失信心！

邓小平说：“贫穷绝不是社会主义。”[③]他还说：“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④] 邓小平的论断是千真万确的真理。社会主义必须是富裕的。这里所说的富裕，不仅包括综合国力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而且包括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普遍贫穷的“社会主义”迟早要被人民所抛弃。

在政治方面，如果说，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做得很不够的话，那么，它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做得更差。已出现的社会主义国家几乎都是建立在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基础上，封建专制残余较多，民主法制传统较少。由于共产党执政后对封建主义残余的严重影响缺乏清醒的认识，以及对国家专政职能的过度强化和民主职能的忽视，再加上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对最高领导者缺乏监督制约机制，这些国家都是人治重于法治。在这些国家，很多都发生过严重践踏民主和法制、侵犯人权的严重事件。例如，30年代苏联的大清洗运动；1948年以后东欧各国的清洗运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等。

在原苏联地区出现这样一种现象：苏共下台后，上台掌权的所谓“民主派”不仅没有使人民的生活得到改善，反而使人民的生活比在共产党执政时还糟糕。但即使这样，大多数人民仍不愿回到原来的制度下，不欢迎共产党重新掌权。其原因就在于，与生活不富裕相比，人民更难忍受政治不民主。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严重破坏民主与法制，侵犯人权，制造大量冤假错案的做法，从根本上背离了社会主义的原则，对于共产党的垮台是有决定意义的。

历史经验说明，社会主义必须重视民主与法制建设，要随着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使人民在政治上享受货真价实的民主。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⑤]列宁说：“不实现民主，社会主义就不能实现。”[⑥]邓小平也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⑦]这些话被历史实践证明是千真万确的真理。

在文化方面，与政治缺乏民主相联系，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在思想文化建设方面实行高度的垄断。

在这种垄断首先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和发展权，新的理论观点的“发明权”和做结论的权利，完全由领袖人物所垄断。最高领导人的著作和言论成为检验真理的标准。整个社会实行高度的舆论一律。例如，在苏联，根据斯大林的指示，《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被作为经济学领域的最高经典，是不仅苏联人，而且全世界共产党人“必读的教科书”。这本书统治苏联经济科学近四十年。1938年1月《联共(布)简明教程》出版后，联共(布)中央专门做出决议，要求在全国立即停止使用其他版本的党史教科书。凡是党史方面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方面的正式解释，一律要以《教程》为标准。在哲学领域斯大林的《论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被宣布为哲学思想的高峰。更有甚者，在语言学领域。斯大林的《关于语言学的几个问题》一书也奉为语言学的“宪法”，其他观点均遭禁止。

其次是将学术问题政治化。在苏联模式下，强调把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联系起来，禁止科学问题的自由探讨和争论。在政治经济学、哲学、文化艺术等领域，几乎遍及人文社会科学各部门都划定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界线，贴阶级标签，把大批的共产党员和非党员的人文社会科学著作划为“资产阶级唯心论”和“机械论”著作，列入“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范畴”。阶级标签甚至也贴到了自然科学上面。例如，在生物学辩论中。简单地把米丘林、李森科学派说成是“唯物主义”的，而魏斯曼的生物基因遗传学说被说成“反动的观点”。在史学界的学术批判中，斯大林亲自给一系列的史学家戴上“反党”、“托洛茨基主义的私贩”和“伪造者”等一堆政治帽子。

再次是对主要依靠行政手段思想问题和学术问题进行干预和管理。最典型的方法是“学术批判”。这种学术批判始于20年代末对布哈林的理论批判，贯彻于整个斯大林执政时期，遍及人文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自然科学各个领域。30年代的大批判中，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文化艺术、教育和自然科学领域无一幸免。许多杰出的理论家、艺术家、科学家被批判、镇压、处决。以文学界为例，1936年-1939年，被捕的作家达600多人，占作家协会全体会员的三分之一。许多有才华的作家被处死，大多数年龄不到40岁。据统计，经过几场大规模的学术批判后，到30年代末，95．5％的人文社会科学团体、92.9％的文艺创作团体、69％的普通文化教育团体、48％的自然科学和技术学会都停止了活动。经过大改组后，建立了由官方直接管理的统一的行政化的社会文化和学术团体。[⑧]

在思想文化建设方面这种做法，给社会主义社会带来的消极影响是巨大的。一方面造成整个社会万马齐喑，色彩单一，人们思想和情绪的极度压抑，社会缺乏生机。另一方面阻碍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成为导致社会主义国家在科技文化教育等领域最终落后于西方的重要原因。最为重要的是，它直接导致了一个国家、民族创新精神的泯没和普遍的信仰危机，而这正是导致苏东社会主义崩溃的致命原因。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作为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理想和社会理想的社会主义制度，本来应该给生活在这一制度下的人民，带来比资本主义更多的富裕，更高的民主和更加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生活。尽管由于现实社会主义产生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达到这一理想需要一个过程。但也正因如此，社会主义才需要利用政权的力量，发挥与资本主义的比较优势，在社会的全面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方面着力建设。如果不是如此，就背离了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自然也就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这是社会主义历史发展告诉我们的基本历史经验。

二、社会主义社会必须不断创新，保持生机和活力。

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分析中，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固定的模式。恩格斯指出：“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的影子也找不到。”[⑨]他又说：“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其他任何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⑩]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只有不断地改革和创新，才能保持勃勃生机和不竭的活力，这本来不是什么太深奥的道理。遗憾的是，道理虽然简单但真正实践起来，却并非容易！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差不多都在这个问题上跌了大跟头，教训是极为深刻的。

当我们回顾苏东包括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时，可以清楚地发现，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观念的教条主义的理解，理论的僵化，是社会主义建设遭受重大挫折的思想认识上的根源。马克思、恩格斯是150多年前，以欧洲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为研究对象，对未来社会主义做出的预测。很多设想与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相距甚远。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把马克思主义与今天的时代条件和本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不应照搬和套用。但是，遗憾的是，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观念做了教条的搬用。例如，对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解（将两者对立起来）；对公有制形式的理解（片面追求一大、二公、三纯）；对社会发展阶段的认识（急于过渡），等等。更为严重的是，在很多时候，被教条地坚持的是被误解或歪曲了的马克思主义，导致一些政策和实践完全地或部分地偏离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的理解，也是导致一些国家的改革半途而废，难于取得成功的认识上的原因。因为在陈旧理论指导下的改革，改革的范围和深度都受到限制，不可能彻底，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创新（例如赫鲁晓夫时期的改革、勃列日涅夫改革、也包括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中国改革首先是从解放思想开始的，中国成功的经验，从正面说明了，只有破除了对于社会主义的教条主义理解，改革才能得以推进。

在改革创新的问题上，除了思想僵化，教条主义的束缚，各社会主义国家遇到的另一个障碍，是苏联大党大国主义对苏联模式的强制推行，将苏联模式单一化、普遍化和固定化，并压制改革。长期以来，苏共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党、老子党自居，把苏联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绝对化和神圣化，并强迫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照搬苏联的经验。苏联在30年代的社会主义建设中采用过的做法，如工业国有化、农业集体化、中央指令性计划等，被当成划分真假社会主义的主要标准，是所有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必须遵守的“共同规律”。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尝试，都被认为是离经叛道而加以干涉。

例如，南斯拉夫探索不同于苏联模式的自治社会主义道路，被当作修正主义大加批判。1948年5月，斯大林在致铁托和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的信中说：“在与南斯拉夫社会主义有关的问题上，低估苏联的经验，在政治上是极其危险的，而且对马克思主义者说来，这是不容许的。”[11]其后，在苏联的压力下，东欧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开展了对所谓“铁托分子”和“民族主义分子”的清洗。那些反对照搬苏联模式、主张建设社会主义要从本国国情出发的领导人普遍受到镇压和迫害。1968年，苏联又率华约五国几十万的军队，武装占领布拉格，扼杀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

应该说，30年代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的建立，在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中也是一种“制度创新”。问题是，随着把这种体制神圣化和固定化，苏联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继续创新的精神便越来越少了。“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失去了创新精神的民族、国家和政党，就失去前进的动力和继续发展生机与活力。这样的党，这样的国家，由兴盛走向衰亡，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对马克思主义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形式上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实质上是对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品格的背叛，是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损害。从理论上看，正是教条主义应对苏东社会主义的崩溃负主要责任。因为，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教条，使之不能正确地反映不断变化的现实，不能对现实问题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从而是理论丧失了对人民群众的吸引力和号召力。所谓的“信任危机”正是这样产生的。70年代以后，在苏东等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群众普遍对共产党的思想理论体系产生了“信任危机”。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教条主义理论，长期以来是靠国家的强制力量支撑的。所以，到了80年代，在“舆论多元化”的社会形势下，在各种思潮的进攻面前，教条主义的思想理论体系一触即溃。正像邓小平所说的：“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不能前进，它的生存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12]

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只有不断的进行理论创新，通过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才能保持社会主义社会的生机和活力，这是我们通过回顾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所深切感悟的又一条基本经验。

三、社会主义应该正确认识和处理与资本主义的相互关系

在过去的100多年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总体上处于对峙与斗争的状态，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取代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千方百计想演变社会主义。然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无论是从制度层面，还是从国家关系层面，谁也没能战胜谁。两制关系的历史也表明，无论谁想快速战胜谁，都不会成功。在很长的一个时期里，一球两制的局面不会改变。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就面临着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社会主义国家长期以来存在很大误区，社会主义的发展出现的许多偏差大多与此有关。

1、对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长期性估计不足，是形成左倾的指导思想和不切实际的赶超战略的错误依据。

对于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长期性缺乏充分估计，在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上由来已久。马克思、恩格斯19世纪40年代末曾估计资本主义发展已经达到了几乎不能发展的程度，认为“资产阶级不能统治下去了”，“它的存在不再同社会相容了”，从而认为资本主义的灭亡很快就要到来，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夺取政权在当时已经成为比较直接的最近目标了。在1848年革命中,他们提出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在英国已有条件可以直接建立、在德国和法国“可以间接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1895年3月，恩格斯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说，“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13]

列宁也曾对世界革命的胜利抱有十分乐观的看法，设想十月革命胜利后欧洲革命会很快爆发，进而迅速战胜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但列宁后来也部分地修正了这种不切实际的看法。

斯大林时期，在 1928年共产国际六大提出“资本主义总危机”的估计。以后的半个世纪时间里，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很大变化，苏共却充耳不闻，一直抱有这个估计。1966年苏共二十三大认为“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经受着总危机”，1971年二十四大虽然提到当代资本义“正在适应世界上新形势”，但仍认为资本主义总危机在“继续加深”。苏共二十五大进而强调“当前的资本主义能避免危机的神话——已经破产”。1981年二十六大的提法为“资本主义总危机进一步加剧了”。苏共的这种观点是很有代表性的，几乎影响到所有社会主义国家。

正是以这种认识为根据，苏联包括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不切实际地制定赶超战略，对外则是支援世界革命。苏联更是凭着膨胀起来的军事实力，到处扩张，同美国争霸天下。

有许多研究认为，苏联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因为与美国搞军备竞赛被拖垮的。苏联的对外政策常常不是内政的延伸，相反将内政置于服从的地位。为了实行对外扩张的战略目标，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首先是军事工业)的方针就不易改变；国民经济结构的失衡的状况就无法理顺；对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也不易实行；军费负担沉重，高积累低消费的政策无法调整，从而限制了人民生活的改善。

2、强调与资本主义对立的一面，忽视借鉴资本主义文明成果

长期以来，社会主义更多地强调与资本主义对立的一面，把资本主义社会一切都看成是同社会主义水火不相容。不注意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

列宁曾经讲过，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后继人、继承人。[14] 他把借鉴和吸收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甚至看成能够决定社会主义的命运。他说：“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15]列宁曾提出过这样一个著名的公式：“苏维埃政权十普鲁士的铁路管理制度十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十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十十＝总和＝社会主义。”[16]

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反复强调，由于有了无产阶级政权，苏联能够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用自己的力量”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斯大林的这一理论对鼓舞苏联人民自力更生建设社会主义起了积极的作用，但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方面，却产生了消极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斯大林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都作了错误的估计。他提出：“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瓦解了，因而现在就有了两个平行的也是互相对立的世界市场。”斯大林还断言，由于世界市场的瓦解，造成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加深。战后四十多年，苏联始终同资本主义国家处于对抗的状态。虽然在40年代、50年代和70年代，出现了东西方缓和的机会，但是由于苏联一直担心扩大同资本主义国家的交流和合作会使国家主权受到侵害和带来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所以始终紧锁国门，拒绝对外开放。

事实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拒绝向资本主义学习和借鉴，只知做资本主义的掘墓人，不知做资本主义的后继人，不仅没有在经济上实现赶超资本主义，反而被资本主义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是既否定又肯定的扬弃关系。社会主义不是建立在空地上。作为资本主义的代替者和继承者，社会主义对于资本主义时代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不仅不应该否定，而且要作为自己的发展条件，积极吸收。没有经过发达资本主义阶段的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更应该利用一切可能，大胆而积极地借鉴和吸收资本主义创造的一切文明，这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又一基本历史经验。

四、社会主义执政党必须搞好自身建设，保持先进性。

共产党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执政党能否搞好自身建设，是否具有先进性，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起着至为关键的作用。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丧失政权的教训是多方面，其中如何使党能够保持先进性，取信于民，赢得民心是关键所在。而使党能够保持先进性，最为重要的恐怕是如何从制度上来解决对党的各级权力，特别是最高权力的监督问题。

苏联东欧等国，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党大于法，监督机制不健全，最高领导人权力不受任何制约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都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有关。例如，高度集权制、最高领导职务终身制、干部委任制等等。只有从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入手，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邓小平同志讲过：毛泽东虽然已经认识到，像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17]

苏东国家共产党丧失政权，与党的各级官员腐败，党的威信下降也有直接关系。人民群众最不满意的事情是执政党内部的种种腐败现象。当年叶利钦正是打着反特权、反腐败的旗帜赢得了群众的支持。从苏共和东欧国家一些党的历史经验来看，依靠执政党自己清除自身的腐败现象，靠自己监督自己是很难的。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等等都很重要，但必须将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根本的出路还在于，要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用法治代替人治，把党和政府置于人民的经常监督之下。1945年7月，民主人士黄炎培访问延安时，曾问毛泽东，共产党执政以后能不能避免腐化，打破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没能逃脱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人存政兴”、“人亡政息”的周期率。毛泽东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18]

总之，在一党执政的条件下，如何搞好执政党的自身建设，是我们在总结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经验时，仍需要认真研究的历史性课题。

作者系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