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云新

      1949年的10月1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地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这一幕成为了中国历史最光辉的一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后的几个月，我也出生了。我们被人称之为共和国的同龄人。能与共和国同龄，是我们的骄傲，能见证共和国的成长更使我们自豪。

       在襁褓中的我似乎没有留意“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硝烟，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也没有给我留下有太多的记忆，不过大跃进时的“英雄赶派克”却使我记忆犹新。

      六十年代的困难，没有挡住中国前近的步伐。“两弹一星”、“杂交水稻”、“人造牛胰岛素”都显示了我们民族的科技水平；在外交上,重返联合国,中美中日建交,立稳了大国的脚跟；在经济建设上,改革开放,经济体制改革,也拉开了富民强国的帷幕,奏出了“奔小康”的序曲!

三中全会以后，祖国建设更是日新月异。上海的亚太经济合作走上一个新高峰；九泉的航空基地送上了我们中国的第一位宇航员；北京的奥运盛事向世界奉献了一场空前绝后体育盛会……。

      特别是三中全会以后，我也成为了建设祖国的一员。1980年，民主党派回复活动的第二年，我调到民主党派机关工作。亲历了民主党派的恢复和发展。

      进入民主党派机关时我刚满30岁，领导分配我到组织处工作。当时的民主党派的主要工作主要有三部分，1、寻找失散的农工党员；2、落实政策；3、发展党员、恢复组织。组织处当然成了重点处室。

       今天看来这三项工作似乎并不困难，但是在当时却决非易事。文革后许多“失去联系的老党员”怕沾民主党派的边，碰软钉子是家常便饭。其次“落实政策”，单位不理解也倒罢了，有时本人也婉言谢绝……。“发展工作”似乎就更困难一些了。为了打好基础，组织处的同志会和每位申请者单独谈话，打通思想顾虑，排除私心杂念。当时看并没有什么，但是后来看效果却非常好，直至前几天交通部的一位老党员谈及此事，对老马和我与其入党前的谈话依然记忆犹新。看似聊聊家常的闲谈，增强了对党员的了解，拉近了与党员的距离，从中也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凝聚力。

　　1982年底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央统战部《关于从民主党派中撤出我党党员问题的报告》。四位中共党员同志撤出了党派机关。

中共党员的撤出，进一步造成改变的空缺，领导要我临时负责人事工作。随着统战政策的落实，和民主党派在社会上影响的增强，从农工党北京市委的招聘工作也有了些新气象，逐步招收了一批同志，其中不少人都成为了今天机关的中坚和骨干。

　　　80年代，统战部门把民主党派定位为“智囊团”，因此党派也就千方百计地从智力方面发挥自己的作用，当时开展了许多的“支边”、“支郊”、“讲学”、“义诊”的活动，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医学讲座”100讲。随着民主党派参政党地位的明确，参政议政的职能才逐渐明朗。

　　1985年市委常委会任命我为组织处副处长，1999年晋升为组织处长，主管市委组织工作。此时我党北京已经由200多党员扩大到4000多党员。

　　199　年我在东城挂职期间还担任了东城区政协委员见副秘书长，期间我还被推举为区党风廉政监督员和区特约检察院。至今，东城区政协依然和我保持着联系。

　　2003年我轮岗到办公室任主任。“非典”期间，我和机关的同志坚持上班，宣传报道坚守在抗击“非典”一线党员，到小汤山等医院慰问解放军和医务人员，直至今天许多党员还为我们当时的行为感到后怕。

　　2005年又调到市委宣传处任处长，并负责主编市委刊物《北京农工报》。为使刊物走入正轨，我们根据北京市出版局的要求，把《北京农工报》改成《北京农工》杂志，并正式取得了内部出版物的刊号。2007年被国家图书馆的收藏。当然我们工作量也增加了不少。

　　回首建国60年历程，倍感沧桑。而且亲身经历过党派恢复活动的许多老同志都相继退了，有的甚至已经作古……。让我们这些尚在岗位的人，高举改革开放旗帜，再创美好的未来。